选举改制｜勿让猜忌毁了“一国两制” 香港需成另一个“香港”
“无语问苍天”，是不少香港人当下的心情写照。全国人大会议正在如火如荼审议“建立香港特色民主选举制度”草案，以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与此同时，香港法院也在马不停蹄审理47名因为去年参加“35+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的泛民人士。
大家或会感慨，争拗多年又停滞不前的政改进程，突然迎来重大变化，但昔日力争普选的政治人物，可能再也没法实践从政理念；有人甚至会消极地断言，中央收紧力度之猛，香港再也回不去从前。然而，如果“从前”本来就走歪了、走偏了，回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倒不如放下猜忌，重新认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实事求是推动社经改革，让香港真正成为香港人安身立命之所！
改制势在必行 安全系数极高
全国两会上周四（3月4日）正式召开，翌日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其中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介绍草案时，表明香港现行选举机制存在明显漏洞和缺陷，导致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份子有机可乘，不断制造社会乱象、挑战宪制权威、破坏法治秩序；因此，际此香港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必须从国家层面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借此贯彻并实现“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和标准，方能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据王晨所言，是次改革锐意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可谓“香港特色民主选举制度”。当中将从“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和产生着手，包括扩大选委会的均衡参与和广泛代表、赋权选委会选举产生更多立法会议员、赋权选委会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并建立全流程的“资格审查机制”。王晨又指，中央为了顾及香港特区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几经研究和沟通过后，提出采取“决定加立法”的方式，由全国人大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而不涉及修改正文，再由香港特区进行本地修例。
至于具体方案，《香港01》连日引述消息报道，透露选委会将由1,200人增至1,500人，其中四大界别也会增至五个，并取消117个由区议员互选产生的选委议席，由人大、政协及青联、妇联等全国社团代表顶上；而立法会议席也会由70席增加至90席，目前流传“234”和“333”两种方案，前者直选席位减至20个，功能组别和选举委员分别占30和40个，后者则由三大界别各占30个议席。
拷问从政初衷 为何走出不一样的路途？
根据上述修改建议，选委的组成的确扩大了政治协商的范畴，而选委会人数和立法会议席的增加，也可理解为民主成份的增加。然而，这种强化选委会角色和职能的做法，可见中央治港的安全系数之高，也即中央对香港的种种和深深不信任，包括从政人选和参政表现，所以必须加大力度“拨乱反正”。不过，在不少香港人的认知习惯中，有关方案可能变成“矫枉过正”，甚至俨如“开民主倒车”，不但限制选民的自由选择权利，且打压泛民主派的政治空间和执政想像，大幅提升中央对立法机构乃至特首人选的直接控制，令“港人治港”变了模样；再者，参照以往人大政协代表比较平庸的从政表现，也确实难以令人信服，当他们在更大程度上参与香港管治工作，就能为香港解难。
这番巨变发生的同时，47名曾扬言推进香港民主、带领香港向好的泛民人士，正因去年参加打算透过否决《财政预算案》引发宪政危机以威胁特区政府回应“五大诉求”的“35+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连续四天接受香港法院提堂聆讯，期间有不少人感慨陈词。曾任公民党党魁的大律师杨岳桥提到，五年前的3月2日，在立法会宣誓就任议员，想为香港人奋斗，但五年后的3月1日，他却要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自由奋斗，而他也由昔日母亲的骄傲，变成今日母亲的担忧；曾任公民党副主席的飞机师谭文豪提及，自己出身寒微，全靠父亲节衣缩食为他提供良好教育，而他之所以从政，就是想助贫苦基层摆脱生活困苦；曾任公民党执委（政策倡议）的李予信也指自己原本是问题青年，后来修读社会学，深入认识社会问题，开始热爱社工工作，从政只为学以致用帮助市民⋯⋯理想很美好，那一句句自白，仿佛是对从政初衷的自我拷问，但无奈的是，他们都走出了不一样的从政之路。
大家或会感慨，停滞不前的政改进程突然迎来重大变化，但昔日力争普选的政治人物，可能再也没法实践从政理念；有人甚至会消极地断言中央收紧力度之猛，香港再也回不去从前。然而，如果“从前”本来就已经走歪了，就算能回去恐怕也没有什么意义。
猜忌与偏见 一切问题归咎中央
我们不能不承认，香港确实是走偏了，才会让反修例风波得以折腾一整年，使得“港独”和激进主张成为年轻人的主要政治诉求，甚至令不少原本支持“一国两制”的和理非们曾对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利益的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而且在旁呐喊助威。若要认真探究一切的根源，除却因经济问题恶化而形成愈发突显的民生困局、又因民生困局加剧而衍生二元对立的政治矛盾，加上基于经济、民生、政治问题交织而形成的身份认同争议之外，香港和中央的一切冲突其实都是来自两地之间的猜忌、偏见和不信任——当中难言谁对谁错，因为信任的建立和破坏都是双向的，如果香港人一直对内地缺乏信任，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中央给予香港政治信任？同样的道理，假如中央仍然信不过香港，我们也很难积极往前走。可是，当下的香港和中央，正正陷入这样的窘况。
若问香港对中央的猜忌、偏见和不信来自何处，除了建国初期的反右运动、大跃进社会生产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造成的负面印象之外，大概是伴随殖民背景和回归议题自然产生的焦虑与担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中英谈判到六四事件，这两种心理情绪已不断反复涌现，香港人不是担心港元贬值、资金外流、楼价暴跌，就是担心中共打压、自由倒退、优越不再。直到回归后，这种焦虑和担忧更成为政客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甚至逢选必胜的必杀技，令基于焦虑和担忧的“反对政治”，逐渐成为香港政治的主流形式。
偏偏，这种因焦虑和担忧而形成的猜忌、偏见和不信任，不但影响了我们的政治认识，导致大家未能看清政客如何基于私利刻意扭曲民生怨气的来源和性质，诱使普罗大众只懂将矛头指向中央，从而巩固已有的猜忌、偏见和不信任，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甚至把香港推进百年未见的中美变局，意图改变香港与中央的关系，走上一条与“一国两制”背道而驰的政治道路，狠狠践踏“一国”红线。结果，粗鲁的盲动换来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中央开始积极行使“全面管治权”，先是去年授权人大常委会制订《港区国安法》，再是今年主动操刀建立“香港特色民主选举制度”，港人恍如大闹天宫过后的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万般无可奈何，而当中绝大部份和理非们就算有感“树欲静而风不止”，也只能眼睁睁地“被迫陪葬”。
无知与自大 漠视资本主义结构困局
可以说，因为猜忌、偏见和不信任，我们向来都把资本主义和选举政治本来就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简单且错误地归咎成中央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确是促使香港进入现代社会的一大功臣，也是截至目前而言最适合香港的发展模式，能够极速放大源于生存和自利的动能，激发源源不绝的经济潜力；不过，当这种动能被无限放纵至走向偏锋，反会导致社会关系失去“人与人属性”，异化为纯粹利益关系的“物与物属性”，从而扭曲经济发展本是为人民打造美好生活的本质，导致基于利益争夺的社会冲突成为常态。当下香港的社会结构，正正处于这种畸形状态。
由港英殖民政府酿成的“官商共治”格局，早已导致资源分配长期倾向既得利益群体；直到回归之后，被政务官员主导的特区政府亦仍囿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教条，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从来无法客观检视放任无为的施政举措，更加不敢重新定义政府的经济角色和积极作用，既未能大举制订推动经济转型的产业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义原则与普罗大众共享发展成果，令经济结构固化、产业发展单一、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停滞、贫富悬殊严重，使得普罗大众焦虑不安；即使经过1997年金融风暴和2008年金融海啸，就算香港经济明显恶化、资产泡沫日渐突显、生活品质急速下降、资源冲突愈发紧张、市民怨气不断累积，而且借由政治问题持续爆发，但一众精英仍然无视危机，反而继续迷信“滴漏效应”，巩固原教旨式的资本主义。
问题是，香港持续深陷“反对政治”漩涡，长年抱持猜忌、偏见和不信任，深信唯有民主普选才能解决经济民生的不公不义，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迟迟未能兑现香港普选承诺，大言不惭道贫富悬殊源于官商勾结，官商勾结基于缺乏普选，缺乏普选因为中央拒绝，而中央之所以拒绝则在于中央高层与香港商家形成牢不可破的管治同盟和千丝万缕的利益结构。然而，这套说词完全反映不少香港政客对内地政治的认识仍然只停留在过去，甚至因而忽视香港自身本就存在的利益瓜葛，而且早已成为全世界裙带资本主义最为严重的经济体。
畸型及扭曲 政客迷失“爱国”本质
只是，面对这套论述的深入民心，别说特区政府置之不理，连中央政府也没有积极进行“解构再重构”，而是采取“河水不犯井水”的消极策略，放之任之。
最为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尽管“一国两制”构想者、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港人治港”的界定和标准，强调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并为“爱国者治港”提出基本要求——“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此后中央不曾再为“爱国者治港”厘定明确要求，而“爱国者治港”论述也一度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中缺位，至2007年才被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演绎成“爱国爱港人士”；直到2013年习近平接任国家主席后，翌年政改论战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再次出现“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港”固然是再正常不过的基本要求，环顾世界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政体会允许公职人员忽视国家主权、罔顾国家安全、背弃国家利益。可是，在实践“一国两制”的过程中，也正是因为中央从未针对“爱国者治港”制订清晰标准，亦未曾以此为原则推进“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才会衍生投机空间，令有些香港从政者在选举政治当中迷失“爱国”本质。
一些民主派声称自己认同“一国两制”，拥护“祖国统一”，但却又“政治正确”地强调自己所指的“祖国”是“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的是“文化中国”而非“政治中国”云云，企图藉否定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道德性，自欺欺人地否认其在中国执政的合法性，然后冠冕堂皇地以“反共”为由支持激进势力“揽炒”、呼吁外国政治“制裁”——如果这就是“爱”，那可谓相当畸形的爱。
至于建制派，包括以特首林郑月娥为首的政治和行政精英，还有五大建制政党和亲中社团组织，虽然总以“爱国爱港”自居，但所谓的“爱”似乎流于口号和表面，不时被人质疑他们“爱”的只是金钱和名利，当中更有部份并非“爱国”的“能者”，不是未能正确理解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就是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一群，议政论政表现强差人意，且只懂斗争、不懂改革，总被市民质疑是“橡皮图章”或“忠诚废物”——如果这就是“爱”，那算是非常扭曲的爱。
盲目及教条 无视选举政治制度缺陷
在猜忌、偏见和不信任因子催化下，两大阵营似乎都无法把对国家和香港的爱，转化成良政善治的政治效能，也都不是以“一国两制”的利益作最大依归，反而促使香港市民简单地以看待“一国两制”、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的态度，二元区分政治光谱，根本无法聚焦讨论资源分配和经济发展，而代表他们的建制和泛民在议会内也拿不出像样的政纲和辩论，结果深层次矛盾从未妥善解决，大众也不清楚未来发展方向，激进势力却愈发崛起，导致议会撕裂。
是以，不少港澳研究学者提倡，必须反思香港选举政治缺陷，方能突破当下限制。例如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张维为指出，香港向来借鉴西方民主，但西方民主存在四个“基因缺陷”，包括认定“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资本是决定性的”，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资本家得以凭借强大资本实力左右舆论和选举，甚至垄断社会发展，因而造成各种不公。他又认为，西方民主制度以选票为中心，是一种“形式民主”，本质就是“从众不从贤”，难免选出缺乏执政能力和从政经验的政治动物，且容易产生短视政治。
可悲的是，全球所有仿傚这套政治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陆续出现政治、民生、经济互相交织的类似问题时，大家仍然深信“西方民主选举就是一切灵丹妙药”，香港就是如此。张维为就此建议，香港应深刻反思不同政治制度的优劣，并把比较“民主与专政”的思维，转化成为“良政与劣政”的思考，从而达致“良政善致”的目的，而非纠缠于教条民主制度。
毒药定猛药？ 拨乱反正陆续有来
有理由相信，中央也把香港这套三十年来纯粹由意识形态主导的选举政治视为香港问题的关键，所以需要亲自出马堵塞纵容极端势力滋长的漏洞。
无可否认，从目前已有的方向来看，中央收紧香港选举力度颇为猛烈，甚至可谓过于严苛，难怪有人感叹这套“香港特色民主选举制度”可能和《港区国安法》一样，都是一剂“毒药”，会令“一国两制”荡然无存。即使有分析认为，中央之所以扩大选委组成和权力，是为打破由香港商界主导的既得利益格局，但即使能够确保将来参与“治港”的都是真诚的“爱国者”，似乎也无法保证他们都是能够以香港整体利益而非个人私利为依归的“能者”。
但也有人相信，《港区国安法》也好，“香港特色民主选举制度”也罢，都是香港这场“颜色政治病”和“选举政治病”的“猛药”，能令香港回归现实和理性，不让“揽炒”成为自我实现的政治预言。目前仍未知较为温和的“333”方案能否成为政改最终定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香港继续抱持猜忌、偏见和不信任，并不会令“一国两制”向好发展。反过头来想，若中央锐意破坏“一国两制”，大可宣布取消这套方针，反正在不少人眼中，当下香港也和“一国一制”无异，但中央并没有采取如此消极的做法，而是积极参与改革香港管治的制度建设。
其中一个主调就是，打破传统以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对垒，即不再以“建制VS泛民”区分政治势力，借此重塑务实从政的政治生态，令议会保持能够促成良政善治的生命力，得以自我解决香港各种管治问题。届时，有望造就一批能够与中央保持有效沟通、可以超脱现有既得利益集团、得以实事求是推进公平正义的改革力量的出现，而不只是唯唯诺诺、萧规曹随、各怀鬼胎。
而且，值得留意的是，中央去年推出《港区国安法》这颗“超级震撼弹”之前，先是着手整肃港澳体系——在1月4日，国务院宣布任命刚卸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一个月、就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仅一星期的骆惠宁接替王志民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一个半月后的2月13日，国务院再任命被视为“浙江铁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前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以“副国级”身份空降港澳办主任一职，而原主任张晓明则与骆惠宁及澳门中联办新主任傅自应共同以“正部级”身份出任港澳办副主任。连串举措令早被诟病组织架构混乱、管理职能重叠、重斗争而轻统战、教条理解“一国两制”、与既得利益群体盘根错节、对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缺乏认识的港澳体系，出现前所未有的人事调整和组织变革，改善了原有“三头马车”治港乱局。
互信需重建 一切由特区政府做起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早已下定决心解决香港问题，除了《港区国安法》和“香港特色民主选举制度”，其他拨乱反正措施也许陆续有来，当中包括全面检讨甚至修改《基本法》。中央也相当清楚，当年秉持和平、理性、善意、认真而促成的《基本法》，已不足以应对“一国两制”实践过程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上当中本就存在不少制度差异和条文缺陷，再遇上两地之间的猜忌、偏见和不信任，难免导致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权在有机结合的过程中，不时出现无谓纷争，撕扯着“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的应有内涵，把“一国两制”扭曲成今天这副令人叹息的模样——所以，中央必须透过对《基本法》的全面修改，重塑中央主导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伦理。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当两地充斥猜忌、偏见和不信任，“一国两制”的走样变形固然与选举制度息息相关，也和《基本法》的未能与时俱进脱不了关系，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实不少香港经济和民生问题全是因为以行政长官为首、由40多位政治任命官员和300多名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政务高官庸碌无能，未能积极作为所致。例如林郑月娥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年年行礼如仪发表《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却从未正视当今资本主义之扭曲，所以从未拿出精准有效的施政措施，更加无法透过推动“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秉承公义重整已被扭曲的分配结构，令人人共享发展成果。
如果在“一次分配”中，特区政府能够借着推动经济转型为社会创造更多高端好工，并为广大打工仔建立更加合理的按劳取酬制度，那么，贫富悬殊的问题又怎会如此严重？如果在“二次分配”中，特区政府积极检讨现行税制、推动累进税务改革、夯实社会公共资源，再借此减轻市民在房屋、医疗、交通、教育及其他民生范畴的负担，同时提升广大市民的生活品质，那么，普罗大众又怎会感受不到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如果有如果，如果特区政府本身就能做好“港人治港”，香港市民又怎会因为不信任港府而连带不信任中央？
《香港01》现阶段提出“重建互信”，可能会令人觉得天方夜谭、不切实际；然而，重建互信从来都不是一时三刻的事情，而是需要一段时间让各方沉淀及消化——对于香港而言，“重建互信”的第一步必须由特区政府做起，包括一众建制与泛民的从政精英在内，如果能够秉承“国之大者”的情怀和担当，好好反省“港人治港”的失败，跳出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重新认识“一国两制”、致力推动社经改革，让香港真正成为香港人安身立命之所，届时定能向中央重新证明自治能力，以免中央事事关心、处处操劳。
上文节录自第255期《香港01》周报（2021年3月8日）《勿让猜忌毁了“一国两制” 香港需成另一个“香港”》。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封面报道】别让猜忌毁了“一国两制” 香港需成另一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