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2.0｜从选举制度改革 透视中共治港原则和底线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２月22日在一场研讨会上，以“爱国者治港”为题发表演讲，强调香港选举制度不能背离这个原则，称“无论是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还是完善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以及我们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传递出北京将主导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甚至可预见的未来不排除修改香港《基本法》的明确讯息。

隔天，港府公布向立法会提交的《2021公职人员参选及任职条例草案》，拟引入区议员宣誓规定，因宣誓无效、违反宣誓内容者将被取消就任资格，五年内不得参选。北京基于巩固“一国”秩序和底线对治港政策轮番作出调整，让习惯于将“一国两制”理解为“井水不犯河水”的香港社会认知再一次受到冲击。

站在北京的立场，对于回归已近24年的香港，“一国两制”的关键是“一国”的事实如何在香港这一制的具体运作上有所体现，而且是作为核心来体现。这是北京治港政策和行事风格发生变化的肇始。

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

基于此，自修例风波之后，北京治港政策发生重要调整，频繁推出新动作，不论是《港区国安法》，还是全国人大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履职资格的决定，即将进行的选举制度修改，乃至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对香港《基本法》的修订，背后能看到中共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和坚守的原则。

香港的从政者，包括公务员和官员，乃至整个香港社会可能需要明白，时代不一样了。以前区隔式的“一国两制”，包括大多数官员的港人都不需要和中央接触，更不需要思考中央想什么。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不会继续，香港社会需要全面认识中共的政治文化。

首先，中共对特殊的地区有特别的包容和弹性处理，但也有其需要坚守的边界和底线。包括施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和澳门，甚至毗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深圳等，都是“包容和弹性处理手法”的受益者。从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正式施行“一国两制”，不仅“舞照跳，马照跑”，而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也不是一句空话——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香港特首也由香港人选举产生。

实事求是的说，香港回归之后，北京并未过多地干涉香港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对香港放任不管，不会坚守底线。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87年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有这样一段著名论述： “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一国两制”有其需要坚守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一国”。中共可以容许香港存在“骂共产党”的声音，也可容忍香港出现街头政治运动，甚至因为香港人的反对而搁置诸如“23条立法”等，但在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是绝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香港修例风波出现街头暴力以及反“一国”元素，是北京所不能容忍的（详情请点击查看大图）：

渐进改革是最可行的路径

其次，中共相信稳妥、渐进的改革是最可行的发展路径，反对在其看来冒进或急于求成的改革。在治港问题上遵循的也是上述原则。比如2003年的“23条立法”，因为所谓“威胁到了《基本法》规定的公民自由”，反对者的示威游行，让香港政府搁置至今，北京并未强行推动。再比如在香港政改的问题上，北京即持“循序渐进”立场。2014年3月，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谈及香港普选的问题曾表态：中央对香港的政改，持“一个立场、三个符合”，即坚定不移支持香港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立场不变，普选特首要符合本港实际情况、基本法及人大常委会规定，行政长官要符合“爱国爱港”标准。

再者，中共具有强烈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对地方有起码的政治忠诚要求。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忠诚不是微观的、官僚意义的，而是宏观的、民族的。但一直以来，很多香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认识，集中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利上，严重忽略了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应尽的义务。

香港作为中国的领土，从1841年开始被英国殖民长达156年，1997年根据“一国两制”政策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确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但不少港人特别是参与街头运动的人，似乎仍然活在殖民地时代，对曾经的殖民者顶礼膜拜，对中国内地的一切都持否定态度。在修例风波中经常出现示威者挥舞美英国旗的景象，在冲击香港立法会的事件中，激进示威者不仅在立法会主席台上撕毁《基本法》，涂污香港特区区徽，甚至将英国殖民时期香港所使用的旗帜，展示在立法会议事厅的中央。这显然是北京所不能容忍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容忍类似事情的发生。

“一国”是红线 “两制”是变通

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上，“一国”是红线，“两制”是变通。这从“一国两制”提出之时就已经很是明确。“一国两制”的实施，确实确保了香港以及澳门，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回归。但“一国两制”的出现，最大的目的是在保持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的繁荣稳定前提下，实现国家统一。后者才是根本，因此，当出现威胁这一根本的事态发生之后，北京强硬出手是必然选择。这一点，很多香港人尤其是走上街头的人不明白，或者说不愿意明白。

在行事作风上，中共要么不出手，保持忍耐，要么决定出手不达目的不会轻易罢休。香港现在的情况便是如此，本来作为“两制”下的特区，香港有很多弹性空间，但过去多年与北京互动过程中的非理性对峙，尤其是修例风波和2019年区议会选举后本土抗派试图夺取香港管治权，以瘫痪政府来要挟，深深刺激到北京。中共讨厌以西方在野式的对抗、要挟手法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可以想见，即便中国推动选举，它也不会是那种敌对式、斗争式，而是选贤与能，强调谁最能解决问题。北京主导的，以“爱国者治港”作为根本原则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必然不会是一些港人所期待的西方式选举制度。当然，也不会和内地一样。

显而易见，香港社会是时候直面中共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要开始改变对中共的传统看法——建立在西式民主和自由主义立场，以及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经验之上的认知。当然，这不是盲目的转变，而是通过对这段历史发展和国家的变化，包括内地人民对这个政党的看法。在现有政治现实下，香港只有转变观念，学会与北京沟通，才能有更大空间。这种“学会”，不是“投降”的意思，而是要认清香港的政治现实，认清“一国两制”，认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香港如何与内地联结。

溯源历史，让香港持续保持繁荣和稳定下回归和发展，是“一国两制”的初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香港《基本法》，在序言中明确：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邓小平说：“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这背后其实是对香港社会和香港民众的负责，让香港在没有大动荡，甚至战火和硝烟下实现回归，让香港在回归之后持续保持繁荣和稳定，是“一国两制”制度设计的初衷。

但问题在于，香港日趋变质的街头政治，已经严重影响了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已经触及香港700万人的核心利益。这是北京多治港政策接连作出调整的源头。换句话，就是北京要重新厘清：香港到底是谁的香港？不仅是700万港人的香港，也是中国“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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