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于渐】被误读的“租置旗手”？
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经济学讲座教授王于渐多年来一直倡议“私有化公屋”，主张公屋住户可以透过成为业主而令资产升值、增加财富；《香港01》多次直言不讳反对有关建议，指出在楼价与收入水平严重脱节的现实情况下，所谓帮低收入阶层实现“置业梦”的愿景只会制造更多“楼奴”，并且指出公营房屋资源应该用于保障市民的基本居住权。王教授早前在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发表的《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1》里，再度提出“解封”公屋价值，我们也就这个议题专访王教授，令人多少有点意外的是，许多人眼中的“租置旗手”，对政府实施的租置计划却显得颇不以为然……
1月15日，成立二十周年的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联同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公布《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1》，当中由王于渐撰写的《解封58,000亿元的公营房屋价值》（下称《解封》）一文再次倡议透过“私有化公屋”应付置业需求，借此缩窄因置业而引起的贫富差距、提升公营房屋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修复政府受损财务状况、刺激香港整体经济复苏。他在文中建议“向现有租户出售其现居公屋单位”、“免除资助出售房屋部份待补地价”，并且开列两种执行方案：第一种是所有资助出租房屋住户套用旧有“租置”计划条款，“售价相当于市价二五折，待补地价五成”，和居屋一样在同类二手市场转售免补地价；第二种是进一步豁免30%待补地价，让资助出租和出售单位分别能以市价四五折和七折在公开市场上流通。
公屋本意非为扶贫，私有化不必然租置？
特区政府在1997年12月正式推出“租置”计划，先后容许39个屋邨、约183,700个住户认购他们居住中的单位，相关单位至今尚未全部售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019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加快出售这些“货尾”，坊间亦有声音促请政府重推“租置”，助基层市民“上车”。王于渐忆述，早于卫奕信担任港督的时期（1987-1992年），他已向政府提出租置构想，舆论多年也把他与“租置”划上等号。然而，谈及自己的主张与政府曾推行的租置政策的关系，他却说：“政府当然不会（实）行我的方法。”
在接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王于渐多次强调，“市场”与“业权”是理解其租置主张的关键因素。熟悉其学术背景的人对此必然不会感到奇怪，但对与他一样被列为“芝加哥学派”门徒的香港政府，王于渐却不太认同。他解释，个中原因在于政府的租置计划不容许单位自由转让，住户购置的东西属于一种不完整业权，必须再补地价以后才能将其单位放上公开市场转售。
补地价机制显然是王于渐对租置计划最为反感的地方。他认为，它一方面限制了业主的转让权，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一种畸型权利，他称之为“公屋丁权”：“他（业主）没彻底买下业权，因为你卖了给他的只是永久持续一个可以在这幢大厦、倒塌了再重建的新大厦的权力，包括可以做‘无赖’的权力，包括不需要交双倍租金的权力……这些就是租置计划卖给人的。这些东西怎会是我的精神呢？”就连资助出售房屋，他也觉得存在类似情况，因为从1978到1981年推出的最初几期居屋，根本就无规定须与政府摊分转让价值，但在1982年以后却开始实施补地价后始得转让的限制，变相堵塞了房屋市场的流通。
“所以，我们房屋市场扭曲的程度、资源错误分配的情况高度严重。”王于渐甚至认为，社会对公屋政策的认知偏离了政策推出时的原意。他指出，港英年代设定作为公屋前身的徙置区，原本用意旨在收回城市周边土地发展工业，石硖尾寮屋区大火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契机，故此，它与整体社会收入分配其实没有多少关系；至于社会大众相信利用公屋扶贫，是“香港政府容许我们教科书里面故意误导底下写出来的，来使它的房屋政策被美化，让人们认为它是在帮穷人解决房屋问题……所有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全部错误”。他举例道，在1981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公屋家庭与私人租住楼宇家庭收入分配水平相若，显示当时“住公屋并非穷人”。
若就此以为王于渐空谈理论，无视香港社会日趋恶劣的住屋问题，对他也不公平。他自言：“我现在建议出售公屋，与三十年前的建议也不一样。”他解释道，三十年前，他的主张立足于两点，一是公屋缺乏流通，导致资源没有得到最最佳化安排，“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问题”；二是指出上述研究所得，即公屋政策被美化。不过，他认同今天的公屋居民“贫困化得很厉害了”，而他如今坚持主张公屋私有化，是“想解决香港社会的矛盾，为香港经济注入动力”。
虽然《解封》一文中两个“私有化公屋”方案都以政府的租置计划作为基础，但王于渐于访谈间不只一次表示，具体执行细节可以改动。譬如被问及如何应付租置计划与居屋转售现行售价首付水平均非基层住户能够负担的难题时，他轻描淡写地说进一步下调价格即可，“如果担心他供不起，你便50万元卖给他，喜欢的话，五万元卖给他也可以。”他强调，有关安排等同给予住户一个选择及向上流的希望，甚至坦承其主张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让更多人有机会借由获得公屋的方式来增加财富。在谈到公屋申请资格标准是否应改变至涵盖“夹心阶层”时，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事全部都可以调整，最终你没有办法不调整。”
仿傚星洲组屋政策，市场接轨不设管制？
“关键是要有一个市场，但市场一定要有业权，没有业权就没有市场；但你可以容许它去补贴，也可以与一手市场接轨。”这几句话也许可以概括王于渐在这次访谈中谈论公屋私有化的核心精神。有趣的是，纵使《香港01》过去多次就王教授的私有化公屋主张提出质疑，但我们也发现，在效法新加坡房屋政策一事上，彼此却似是殊途同归。当被问及是否想走新加坡路线的房屋政策时，他直言：“完全百分之一百走新加坡（路线）。”
组屋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承建，为八成新加坡人提供了可负担的居所，当中绝大部份为自置。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新加坡不同收入阶层之所以均有机会置业安居，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以进取态度介入房屋市场，以转售限制等方式防止组屋成为图利工具。王于渐也认同，组屋存在政府补贴及禁止卖给外国人这一类“政治决策”，且出发点在于留住国民此一非纯经济性考虑，但由于组屋“可租可买，不用补地价，过了一段时间，可以在公开市场，而不是二手市场卖”，因此他认为新加坡的房屋市场并没有“管制”。
王于渐称赞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当年来香港学师后拟定的组屋政策“高瞻远瞩得多”，又指香港今天不像李光耀那样由零做起，属于“半途出家”，要照顾“这么多代错误政策遗留下来的后果”。他认为，这不是单纯“房屋改革”，而是一场“社会改革”，“因为我们有太多代前后矛盾的政策，不要被以前矛盾的政策阻碍我们前进，我们有太多东西因为历史（原因）阻碍我们前进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王于渐的主张与香港政府长年信奉的自由放任经济意识形态似乎也不一致。他在访谈中便一度激动地指出：“我这个政策怎么会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对是的。”
王于渐对香港楼价与市民整体收入水平严重脱节有清晰的认知，《解封》一文中也附有图表说明香港私人楼宇价格与家庭入息中位数的差距如何急剧拉阔（图一）。话虽如此，对于传媒经常刊登港人收入增幅落后楼价的报道，他却不太认同，直斥这类比较不属于客观分析，“其实楼价周围都升，纽约也升，三藩市也升得很厉害，每个地方都升，有什么地方不升呢？”根据这位担任大学管理层多年的经济学教授的看法，应该把港人收入增长慢、香港楼价增长快分成两件事情来看，前者是政府教育投资不足、人口技术水平低下的恶果，但香港楼价并不全然由港人收入支撑，“全世界在‘支撑’我们的楼价，因为我们是全球性经济……我们的经济远超过香港的地价。”
他表示，之所以主张公屋私有化，是因两种处理楼价与收入失衡（图二）的方法都不切实际：一是强行压低楼价，但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恶果；二是提高收入，到头来要提升人力资本，“起码要二十多年才见效。”他强调楼价与收入脱节是世界各大城市都面对的困局，“唯一好处是香港真的够运，还有80万公屋、接近30万居屋，可送一部份财富给市民。”
楼价升势无从压抑，居住面积难以增加？
“香港楼价已去到一个地步，你一定要补贴人民去做业主，而且要长期政策、永久政策！不能停！”针对楼价居高不下，王于渐如此作出结论。或许正是基于对楼价跌不了或跌不得的信仰，他对增加人均居住面积的主张显得不以为然。“没得救了！这是做不到的，一做也只是会令到楼市崩溃。为什么呢？”他在回答有关问题时斩钉截铁地表示：“这就是历史对你的专政！”他解释，当年作为徙置区的公屋单位弄得很小，同一个住户多人被迫生活在狭窄的单位里，结果那时的建造标准便一直沿用下来，“开始200呎，以后都200呎，慢慢先变250呎”，久而久之，资助出售房屋与私人住宅市场亦受其影响，“公屋300呎、居屋500呎，那私人楼便刚好接着它们，由600呎开始。”他形容，这种情况已形成了一个“永久的烙印”，现实中没有选择可打破市场上这种“常态”，一旦突然出现更宽敞的公屋，反而可能带来新、旧租户之间的矛盾，以及导致楼市崩溃。
“没得救”的背后是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这又让人看到“芝加哥学派”的身影。有别于认定补助市民置业应为港府“长期政策”、“永久政策”的立场，对于《香港01》一直以来有关从公营房屋着手逐步扩大房屋单位面积的倡议，王于渐却抱持明显的怀疑态度，“再做十年……那就做吧！你、我都死了，鬼知咩？谁可以保证那个政府这样做呀？有什么政策可以绑死一个政府三十年都不变？没可能，真是太遥远了，这些东西做不到的，讲一下可以，讲完也没有意义。”他甚至将今日香港人均居住面积愈趋狭窄的现象，比喻作跟德国人屠杀犹太人一样无法改变的“历史的错误”，认为除非哪天全世界的房屋资产泡沫大爆破，才有机会逼得某个有智慧的政治领袖决心实行长远改革，而且，即使如此，也未必能保证其继任人可以一代一代坚持下去，“这些只是写科幻小说的桥段吧。”
无论如何，撇除有关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分歧，王教授与《香港01》在要求政府广建公屋一事上可以说是有所共识。以往他较少提及香港公营房屋的长期供应问题，他的私有化公屋倡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要减少兴建公营房屋，不过，这次他却说：“‘政府楼’（公营房屋）是要继续（建）的，卖了现在的，不表示不再建屋……（公屋轮候册上的人）照样给，而且卖的时候是可租可买，这个政策不是停下来的。”他又举出英国戴卓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时期停建公营房屋作为反面例子，用以突显香港未来仍要持续兴建更多公营房屋，“只不过我们日后建的楼，可以有公屋，又可以有居屋，但都应该享有刚才我所说可以出让给他（住户）的权利……我不会反对多建一些这样的房屋。”
王于渐再次提出私有化公屋的倡议。王于渐认为，在政府的租置计划中，住户购买的是一种不完整业权。
后记
王于渐历年在多个不同范畴担任公职，为政府出谋献策，但论及自己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时，他却谦称：“其实我没有做很多事情，我只是你有兴趣听便听，我出了一本书，你访问我就访问一下，政府问我什么，我就答，我又不是从政的……这个不是我的工作。”而在当局有否采纳其倡议一事上，他估计：“虽然没接受我的这些政策，但我支离破碎的东西，在不同时候，政府或房委会都用了……所以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不难看出，相比起在谈论楼价时所展现的对市场力量的坚信，他对公共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抱持强烈怀疑态度，不认为藉制订政策改变诸如提升香港当前极不合理的人均居住面积等等长远改革举措是可行的。
这个态度多多少少流露了自由市场派经济学者的本色。在这次访谈中，我们未能对王教授的学术领域里最惹批判的自由市场信念作深入讨论，不过，无论是新加坡组屋制度，还是他对自己所主张的公屋私有化的解读，都足以看作政府对市场的一种积极介入，就算不称之为“管制”、“干预”，它们的客观存在已证明了单靠市场调节作用分配有限资源并非完全可靠，所以政府才不能袖手旁观。
事实上，王于渐在几年前曾撰文解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市场派经济学者，为何甘冒大不韪“鼓吹有损个人自力更生意欲的民粹式社会主义政策”。他为此追溯至西方古典哲学的自然秩序与公义原则，指出“若把公屋单位私有化视为干预，以致有损自由市场秩序，当然属于不公义；反之，若视之为可借以恢复自然秩序，并在公平竞争环境中恢复正常运作，又可避免‘长痛’式调整期的措施，则自不然可说合乎公义。”这一切难道都还不足以提醒我们破除长年弥漫在香港社会的市场教条主义、破除对“自由放任”的迷信？
上文节刊载于第252期《香港01》周报（2021年2月8日）《专访港大首席副校长王于渐 被误读的“租置旗手”？》。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 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