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英国、意大利和越南抗疫成效 反省“抗疫国家能力”迷思
去年底至本月上旬，英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破纪录地连续单日超过五万宗。确诊人数暴升是因为出现传播力较高的新变种病毒“VUI-202012/01”。
随着新冠病毒一直在人类群体中传播并变异，病毒已朝着抵抗和“逃避疫苗”的方向进化。英国今次变种病毒所引发的新一波大流行，已引证了个别国家的抗疫不力导致人类共同承受后果。国际社会须立即寻找方法，以加强各国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才可有效防控未来新变种病毒所引发的大流行。
“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学和公共政策概念，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于所管治的社会内，能有效设计、制订和实施政策以解决问题和危机的能力。而“抗疫国家能力”便指一个政府能适时制订和实施防疫政策去有效防控疫情的能力。
有见及此，本文有两个目的：一，回顾疫情自去年爆发以来，学者和智库对“抗疫国家能力”与新冠病毒之间关系的讨论，提出国际社会须审视一些被广泛流传关于“抗疫国家能力”的迷思；二，比较研究英国、意大利和越南三国的抗疫经验，提出当国际社会欲加强各国的“抗疫国家能力”时，应以各国的特殊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处境作考虑，不要被意识形态和种族文化偏见所左右，才可事半功倍。
迷思一：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
去年7月，国际智库Tricontinental出版了题为《冠状病毒震荡和社会主义》（CoronaShock and Socialism）的研究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较有效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报告比较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巴西和印度）和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委内瑞拉和越南）之间应对疫情的不同方法和成效，归纳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抗击疫情方法和表现的差异（见表）。
其实，类似叙述在去年4月已于中国内地网上平台和社交媒体流传。例如，去年5月20日，“中国新闻头条”网站就刊文《马克思预言瘟疫就是资本主义的丧钟》，引述一段疑似马克思的讲话：“早在1876年，马克思就曾预言：‘当人类出现瘟疫大流行，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种种弊端，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来看，瘟疫，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丧钟！’”
这段叙述随即引起内地其他媒体和学术机构公开争议；他们都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说过这段话。然而，讯息仍被广泛流传。例如，去年12月，有内地地方政府干部将它传给我。由此可见，这种过度简化的“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二元对立叙述容易令人误信—这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很想知道为何当今西方国家的抗疫会失效。
笔者虽然同意Tricontinental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抗疫表现不同的观察，但现实情况也许更为复杂。我们可以举出不少非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抗疫成功的例子，从而否定这种二元对立叙述：首先，台湾一直抗疫成功，却并非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笔者认为台湾抗疫成功的原因涉及诸多因素，若聚焦政治体制的话，台湾政府架构沿用自二战前的民国政府—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体制也有部份源自中国国民党，所以，今天中共的政治体制仍保留了民国时代的国家主义制度色彩和元素—从这角度看，北京和台北的抗疫成功可共同归功于国民党国家主义模式，这是一个可能命题。
其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抗疫也相当成功，两者的案例便否定了“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二元对立论。笔者认为，将一个国家的抗疫成效完全归因于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未必可取，容易忽略其他因素。
迷思二：民主国家VS威权国家
此外，“民主国家VS威权国家”亦有被用来判断抗疫成效。去年7月，德国慕尼黑大学出版的《经济学研究论文集》（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刊载了由经济学者Balzhan Serikbayeva、Kanat Abdulla和Yessengali Oskenbayev撰写的论文，题为《应对新冠病毒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 in Responding to COVID-19）。论文作者称：愈自由民主的国家，抗疫表现愈弱。因此，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的确诊和死亡人数便冠绝全球；相反，“威权国家”如中国、新加坡和越南等的抗疫便相对有效。到底事实是否如此？详细分析请阅读《香港01》周报电子刊全文。
上文节录于第250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25日）《比较英国、意大利和越南抗疫成效 反省“抗疫国家能力”迷思》系列。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