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敦封区｜不封不封还须封　“疫区”是这样变成的

特区政府上周六（1月23日）凌晨4时刊宪，引用《预防及控制疾病（对若干人士强制检测）规例（第599J章），在佐敦划出指定检疫区，要求区内人士必须留在处所并按照政府安排接受强制检测。该区出现小型爆发逾三星期，港府终于采取史无前例的“封区”措施，希望在48小时之内完成行动。由于事出突然，有人投诉安排仓促，也有人质疑当局提早一天“放风”，导致不少居民预先离开处所，令检测行动难以做到滴水不漏。其实，这一切混乱原本都可避免，若政府及早警惕又有魄力“断尾”，居民又何需沦为“灾民”？

由去年11月20日开始爆发的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令确诊人数由5,517宗升至今日（1月24日）的10,086宗，至今未有放缓迹象。油麻地一带更由去年12月底开始出现小型爆发，过去三个星期已有近200宗新增确诊个案。坊间早有意见认为，当局应尽快采取更高力度的强制检疫行动，方能堵截传播源头，避免进一步爆发。然而，直到上周五（1月22日）早上，才有消息指特区政府计划“封区”，随后，卫生署、环境保护署、屋宇署等不同部门相继前往该区视察，而同场的政府专家顾问、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由于无法保证到底区内有多少人做过检测，故有需要加强检疫，以免“走漏”。

一时间，区内商户和居民人心惶惶，担心当区人流冷清，沦为“灾区”。经过一整天的“放风”，特区政府于上周六凌晨4点刊宪，在佐敦划出“受限区域”：东至吴松街、南至南京街、西至炮台街、北至甘肃街，要求区内人士留在处所接受强制检测。

不断错判 决策拖拉

“生意损失99.9%，我哋死紧呀！”“这座疫厦是历史遗留问题，早就发现有问题，现在出大事才想起吗？”“你们有粮出，我们手停口停呀！”“原本这条街连接旺角、油麻地、尖沙咀，不知有多旺，现在变成死城……”新填地街露天街市的商贩们围着当区区议员何富荣，他们将怨气发泄一通后，情绪才稍稍平静下来：“那些官员又不会落街，我们不找你，可以找谁？”自上月底发现确诊后，该地区在两个礼拜内沦为“疫区”。

截至1月17日，新填地街26号唐楼已累计有22人确诊。当局的反应迟缓，强制措施又漏洞百出，抗疫成效不免大打折扣。另一边厢，内地城市石家庄于本月初也发现疫情，三日内完成了1,000万人的全员检测，加之以七日的居家检疫，再做第二次检测，两次共筛查出七百多宗阳性。两者犹如平行时空一般。

“唉！”整个访问过程中，何富荣频频叹气。他表示，从一开始，对疫情的错判造成了巨大问题。1月8日，政府刊宪将新填地街26号列入强制检测名单。新填地街20-26号的七层旧楼中，原本为两梯四伙，多被分隔为㓥房。他表示，当时熟悉这座楼情况的人都认为，如此密度的大楼一定要整栋楼（即20-26号双号楼）强制检测。但卫生署回复指，检测26号楼已足够。

1月12日，政府再发公告，要求新填地街20-26号单位强制检测。1月14日凌晨，这些单位的约50名居民被“强制撤离”至观塘帝盛酒店进行隔离。何富荣批评，这两次“修正”措施，佐证了政府的错判。

何富荣表示，港府抗疫政策拖拖拉拉，不知是否真的要“收紧”，打着“强制”的决心，却无任何配合措施，最多只是鼓励性质的“自愿”。上述街市商贩抱怨、愤怒，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政府的清晰指示，不知如何配合抗疫，更不知如何谋生。他表示，港府既不像英美国家完全不理，又做不到像内地严格收紧，搞到“不伦不类”、“两头不到岸”。他表示，居家检疫和禁足令定会影响基层开工，但他相信科学方法，若这些禁令是必须的，希望政府立刻去做，不要再犹豫。

强制号令 成效成疑

然而，此次围封的成效也备受各界质疑。首先，区内多数人已经接受检测；其次，若证明是楼内喉管有问题，将居民困在家中反而更加危险，况且，许多居民已纷纷自行撤离该区。

据何富荣回忆，尽管在强制撤离当日，有警员来拉防线，也有民政处和卫生署的人员前来，但在9时左右“完成”撤离后，便再无人问津。之后，陆续有外出返回的居民进入楼内，甚至在政府工作人员离开三小时后，有一名小朋友从楼上下来……这些住客被形容为“漏网之鱼”，然而“鱼”会漏，是因为政府的“网”太过松。

“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在楼下，向这些刚回到家的居民解释，如何能保证每个人都配合工作，主动去检疫中心？政府说不做强制检测会有严重后果，但看不到‘后果’在哪里。难道政府想不到这些吗？整件事有这么多漏洞，那么强制带走居民去隔离，还有什么意义？”讲到这里，何富荣有些激动。强制检测措施也指明，若果市民在指定的高危场所中停留两个钟，便须进行检测—说来容易，可如何执行呢？他认为，即使有居家检疫和禁足令，区议会中的区议员或是民政事务处都可以做协调工作。

然而，在区内爆疫、执行检测措施的过程中，熟悉当区情况的区议员却找不到角色。强制撤离居民是1月14日凌晨5时开始执行，但何富荣却在7时40分才收到民政事务处的“非正式”通知。他直言，自己平日接收讯息的渠道与一般市民无异，都是透过看新闻发布会或上网，因很少有政府部门的即时指示。

旧区㓥房 隐患处处

无论是油尖旺区，还是刚被划入强制检测的深水埗区，相似之处都是涉及旧区、三无大厦、㓥房、及少数族裔。商贩指，爆疫大厦的管道问题一直都存在，是“历史遗留问题”，只是此次爆疫才被政府重视。

明爱基层组织发展计划团队主任梁洁卿的社工团队长期在深水埗旧区做地区工作，面对众多三无大厦的维修、公共卫生等问题，渐渐摸索出一套“由街坊自己处理地区事务”的方法，如召集楼内居民，用“民间智慧”自己清洁布满垃圾、污水的天井，修补残破的楼梯，制作海报呼吁住客不要乱扔口罩等。然而， 民间智慧是一回事，政府懒理又是另一回事。

明爱社区发展服务高级督导主任黄小慧表示，旧楼的问题不是今日才出现，而是经常这边坏、那边烂，本应得到更多资源及精力去维护，但一直未能得到恒常补助：“本身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漏洞，如果早早解决，现在就不会成为疫情中这么大的隐患了。”

她又指，政府对疫情的处理反应慢，机动性不够，而机动性正是透过社区中不同持份者协力才能做到。“政府应该不会和我们联络，但若有需要，我们一定会帮手。现在检测点虽然很多，但要考虑更多：例如不方便下楼的长者、很晚才收工的居民等。”

善用人力　为时不晚

之前在新填地街进行强制检测时，卫生署表示，㓥房无住客名单，卫生防护中心追踪工作有困难—无名单，成为政府无法落实“强制令”的最大借口。但地区组织并不认同，梁洁卿表示，相较于私楼、公屋而言，拿到三无大厦名单确实困难，但即使无立案法团，也可找到地产代理拿到租客名单。况且，作为地区工作者，即使是在流动性很强的社区，也能透过之前形成的街坊网络，大致掌握居民变迁。

她认为，不能误以为人人家中都有电视机与智能电话，她接触的很多本地居民都无此条件，更有很多南亚裔人士只会说乌都语，不识中英文。在这种情况下，邻里力量便突显出来。她举例：“我们平日做家访时，会请一户街坊帮忙通知其他单位。久而久之，当遇到事情，大家都会想到通知其他人，这就是邻里间的守望相助。透过街坊自己去处理这栋大厦的问题，会更加直接，也更加快。”

黄小慧补充，处理新填地街之类的地区性疫情一定要快，但需群策群力：“一个社区有多大的抗疫力？这并不是一个NGO（非政府组织）、一个区议员、一个居民可做到的事，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我们在地区多年，跟不同的持份者形成了网络，都可以出一分力。”然而，政府从未想过以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去处理疫情，给有心人“帮手”的机会。从新填地街到油麻地的爆发，再次印证了政府决策不果断、对疫情形势大意，以及与地区联系不足等“痼疾”。现在才出动真正的强制措施，或许真的是亡羊补牢，但若能接受专家建议，将检疫范围扩大，警惕疫情蔓延至邻近各区，相信也“为时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