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错失最佳封城时机 措施矛盾混乱 民众无所适从

撰文: 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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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英国投放如此多的资源,并具有强大的医疗体系,其新冠疫情依然如此不堪?英国官员在疫情第一波爆发时,几乎是西方世界最晚实施封城的国家。独立经济学家、前英国中央银行官员东尼.耶茨(Tony Yates)指,“他们一直不愿意封城,错误以为若要减少人命损耗,就是作一场短期投资、押上‘无菌’的经济。”

承接上文:感染、死亡人数皆成“欧洲之最” 英国疫情何以愈演愈烈?

坚持过时思维 导致延误封城

大家大概都没有忘记,去年3月,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言论,他以所谓“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概念合理化政府的放任政策、放宽封城的方式—刻意让国家群体中大部份人(主要是抵抗力较高的一群人)受感染、甚至制造无可避免死亡,以令社会上产生集体病毒抗体,减低病菌的传播力和死亡率。

政府应就病毒检测和追踪系统的承受能力去衡量经济活动可放宽至什么程度。(路透社)

英国具影响力的非牟利智库Institute for Government的副总监汤姆.萨斯(Tom Sasse)在该组织网站上发表评论,指政府在春天时几乎完全依从SAGE病理学顾问的意见,到夏天则由财政部主导,封城放宽之前,政府甚至没有再问病理学家的意见。所以造成了春天严厉推行社交距离,夏天疫情稍见缓和,又突然转而鼓励市民外出、消费,甚至旅游,实行“打倒昨日的我”。

政府甚至拨款五亿英镑推出“外出用餐救经济”(Eat out to help out)计划,资助市民在外进餐,同时又向公众多次发放前后矛盾的信息,例如“请多外出帮衬餐厅,以挽救就业率,但请限制你的社交互动”、“返回你的办公室,但如你能居家工作也请如此”之类。

去年疫情稍为缓和时,英国政府鼓励国民外出消费,大批民众拥到餐厅餐会。(美联社)

防疫与经济活动割裂

耶茨指出,根本问题在于英国当局仍陷于防控疫情和经济活动二者只能择其一的权衡(trade off)概念中。医疗界也对政府这种权衡概念有很大意见。及至去年9月底,SAGE提议政府施行严厉的社交隔离措施,包括关闭所有人流混合的地方,如酒吧、食肆、健身房、发廊、大学等。而当时英国的R值已高于1。但政府表明不会依从一刀切建议,并施行具争议、繁复模糊的三层级制。

森默斯警告政府,人口健康水平和经济是紧密相连的,当有明显的传播危机出现时,为了经济而不作行动实属不智,“逝世的人是不会有生产力的,病重的人也会耗费大量国家资源,未能参与经济活动。”森默斯写道。

令人费解的是,英国和德国的防疫措施差不多,但效果却迥然不同,原因是什么?详细分析请阅读《香港01》周报电子刊全文。

上文节录自第249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18日)《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皆成“欧洲之最” 英国疫情何以愈演愈烈?》。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249期《香港01》周报精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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