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二｜“预防性”教育须从小做起
社会先后经历去年的反修例风波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失业率持续上升，随着“保就业”计划于去年11月底结束，今年将会迎来新一波的失业潮。近日，社会接二连三发生伦常惨剧，令人再次关注精神健康问题。学校作为社会缩影，又是建立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意识的重要基地，究竟在现时的教学体制当中，如何帮助学生从小建立“抗逆力”？政府又是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承接上文：心理卫生教育的缺失 港人精神有病不自知
“很多学校好像‘救火队’，一有事发生就去‘扑火’，扑完一单，又有另一单，没完没了。”香港学校辅导专业人员总工会会长章景辉形容，现时学校的心理健康政策多是“重治疗而轻预防”。虽然政府近年也推行预防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政策，但每以“校本”为主导，没有全面统筹、检视不同学校的心理教育发展方向，故此，纵使每年投放众多资源到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支援系统上，却往往是“药石乱投”。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投放了很多资源到学校，但钱花在哪里？”以小学“一校一社工”政策为例，学校除了获得局方资助，开设常额助理社会工作主任职位以外，开办12班或以上的学校可根据班数，获得一笔过的“额外津贴”。另外，学校还可获发一笔“咨询服务津贴”，以资助校方用于咨询、督导或其他支援学校社工的相关服务。
章景辉却指，局方以“校本”为由，让校方自行使用相关开支，无法确保拨款投放在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上，“没有明确指引学校要买什么服务，或者进行怎样的支援计划。”这变相令学校可用津贴聘请教学助理，而非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和支援系统。
价值观教育照本宣科
更深层的问题是，是否单纯投放资源便可解决问题？任由“校本自主”，难以确保资源“用得其所”。再者，学校作为培养学童正确心理健康意识的重要场所，需要将心理健康意识渗透到不同学科当中，让学生从小认识自己的情绪和精神状况，并适时寻找帮助，但现时往往只着重“价值观教育”，难免沦为纸上谈兵。
身兼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的迦密爱礼信中学校长何玉芬认为，在经历了过去一年的社会事件后，学界普遍认识到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问题，“在愈见复杂的社会中，面对家庭和社会突如其来的变化，总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及福𧘲。”
她指出，学校的心理健康支援和教育可分为三个层面：（一）预防性，预知特定年级面对的成长挑战和发展任务，比如中一及中二学生会面对建立人际关系的问题，目睹或被欺凌都会极具破坏性，而学校就需要在事情未发生前，做预防性的教育；（二）发展性，即培养学生的抗逆力、坚毅的精神、对人的关心、接纳、同行等，可通过不同学科和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基础心理健康素养─情绪、精神健康的认识、管理和预防；（三）补救性，给予学生、家长额外的心理和资源支援，联系社工、教育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介入个案。
何玉芬坦言，虽然教育局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但方针及投放资源的方向，未必能满足实际需要。
教育局在2017年修订《中学教育课程指引》，明确规定心理、精神健康教育的课时和教学重点，并早于2001年提出中学教育七个学习宗旨，其中国公民和全球公民身份认同、共通能力、生涯规划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均可看到局方甚为重视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培养良好心理素质和养成行为习惯。
共通能力包括：沟通能力、明辨性思维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协作能力，按学习阶段分为起步、发展、成熟三个阶段，设定具体学习目标，帮助学生建立健全的人格、基础心理健康素养和行为习惯。
此外，局方要求每间学校初中预留8%学时（即三年内约220小时），用作跨学习领域教育，当中亦包括价值观教育，要结合生活事例教导学生在个人成长、家庭、学校及社交各方面的正确态度，而高中则要求有5％课时。可见，局方的确将价值观教育等预防性和发展性的教育内容渗透到不同学科之中，试图帮助学生建立基础心理素养。
然而，这些内容或流于表面：“道理谁没听过？如果拿起教材照本宣科，就可培养学生的心理素养，便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何玉芬认为，最重要的预防和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从来都不在局方分配的课时及教材当中。
帮助学生建立联系感
她认为，心理健康教育理应融入校园的各方面，而课堂只是教育的其中一部份。她以自己的学校为例：“初中学生每周要上‘正向教育课’（academic and positive education period ），内容涵盖学习策略、个人习惯、人际关系、情绪管理、社会－情绪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以情绪为基础，学习人际、关怀与道德、责任的相关知识、技巧、态度、信念之教育过程，令学生认识自己的情绪，建立与人相处的方式。”
而在说教以外，她认为教育在于体验、陪伴和建立，并结合课本、课堂活动、特别支援小组等形式，帮助学生潜移默化养成正面的价值观。比如，通过举办义工服务活动，让学生了解到社会不同群体的需要，从而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并透过这种团体活动建立联系感（connectedness）。
她指出，求学时期是建立联系感的重要阶段，也是“一念之差”的关键，“研究发现，学生选择轻生，往往关乎朋辈、师长、家庭、学校所带来的联系感；联系感强，生活的正面思维、学习动机和生活满足感（life satisfaction）都会大大提高，更易感受到学习、生活的意义。”
另一方面，学校要为家庭联系感较弱的学生提供陪伴和指导支援。以师友计划为例，学校利用社署的儿童发展基金，推行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校本计划，包括个人发展、目标储蓄、友师配对计划，要求学生在历时两年的活动中，每月与友师会面一次，透过讨论不同的议题，逐步建立关系。友师陪伴学生成长，帮助学生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并提供多个观点与角度解答学生的成长难题，逐步建立学生的自信和能力。
“学校最需要做的，就是去除校园对情绪健康、精神健康问题的污名化，情绪有正面、负面，并不是说只有正面才没有问题，要明白自己的情绪状态和需要；要创造一个同行、互相支持的环境，增加老师、同学、社工、辅导员之间的信任，即使发生事故，学生也可即时联系社工。”何玉芬说。
学校做几多见人见“志”
何玉芬承认，课堂以外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以“校本为主”，取决于学校的教学理念和老师的投入程度，成效“因校而异”，“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支援系统，需要全校共同推动。同事要额外编写校本教材和举办活动；社工、老师额外花时间了解学生及其家庭问题，才能及早介入。每间学校愿意做几多，用什么方法，每每见‘人’见‘志’。”
她建议政府可参考特殊教育津贴的做法：“比如，支援特殊教育需要的主任只负责三成教担，剩下的七成时间专责处理学生支援工作，另外一、两位支援教学需要的老师，除去七成教担以外，还需专责处理支援工作”，应给予教师更大的空间，开放学位教师名额，令学校能指定若干教员专责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等预防性工作，培养学生的抗逆力，“有些学生一直很正常，但就毫无预兆地轻生，如果有事发生才教育，其实已经没什么可以做了。”她总结道。
上文节录自第246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4日）《“预防性”教育须从小做起》。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