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一｜心理卫生教育的缺失 港人精神有病不自知
人人期望身体健康，精神健康亦是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据医院管理局估计，全港每七名市民，便有一位患上常见的精神障碍或疾病；可是，每当提起精神病、精神问题，不少人都避而不谈，甚至对患者敬而远之，更甚的是，即使自己出现精神问题，通常也不会求医。为何大众的求助意欲偏低？是否心理卫生教育存在什么缺失？
东华学院及香港心理卫生组织在去年5至8月间，在网上向516位18岁或以上的市民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在疫情下的精神状况及求助情况，其中近四成半受访者为35岁或以下。调查发现，近五成受访者出现焦虑或抑郁征状，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到相关征状后，愿意主动求助的人只有不足两成。即使求助，对象也以家人（60%）及朋友（24%）为主，向普通科医生求助的受访者只有约20%。东华学院副校长（学术）林德明曾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些数字不但反映港人的求助意欲低下，基层医疗系统亦未能在市民有需要时发挥作用，故有需要在基层医疗层面加强精神健康服务，同时加强公众教育推广。
污名化阻碍求助
林德明接受《香港01》访问时，特别提到受访者求助意识偏低，反映社会缺乏“精神健康素养”（mental health literacy），当中涉及识别能力、认知能力及态度三个层面的问题：
．识别能力：个人及群体识别精神健康问题的能力；
．认知能力：对构成精神健康问题的危机意识、对病因的了解，以至自我调节和寻找专业帮助的能力；
．态度：个人、群体和社会对精神健康问题和就此寻求帮助的观感。
“本港整体精神健康认知能力一直偏低。人们经常不理解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能及早识别病症、不知道自己有精神健康风险。”他形容，患者往往需要帮助而不自知，家人也每每未能察觉。
另一方面，友善对待精神病患的社会氛围可鼓励患者尽早求医，但港人的有色眼镜长年未曾摘下。“社会存在对高风险（精神健康问题）人士的污名化问题。香港人经常讲，‘系咪青山出嚟㗎’，令患者不敢承认；即使知道家人有精神问题，也不会寻求帮助，因为家丑不出外传。”林德明以感冒为例，指患者不介意向他人说明，还会佩戴口罩，保护自己和别人，但大众却对同样可以痊愈的精神疾病患者存避忌，明显观念错误。
不过，大众患上感冒的话，可以到随处可见的诊所求医，但若是精神健康和情绪出了问题，却不知道应该打哪个电话、找哪家诊所。为什么会这样？拥有最多资源、理应致力促进市民精神健康的特区政府，究竟有何作为？
精神健康素养的识别能力、认知能力及态度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千丝万缕。早于十年前，政府已在社区开设24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为精神健康复原人士、怀疑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士及其家人提供社区支援。港府曾检讨精神健康政策，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领导的精神健康检讨委员会于2013年5月成立，历时四年研究后，在2017年4月公布《精神健康检讨报告》，当中提出40项建议措施，包括制定长远的心理健康推广策略、加强一般精神病服务、探讨公私营协作的可行性、成立常设咨询委员会等。
在公众教育及推广方面，卫生署于2016年1月推行为期三年的全港性心理健康推广计划“好心情@HK”，普及精神健康知识；现在计划已由“陪我讲Shall We Talk”计划接替。可惜的是，市民普遍对计划认识不深，只停留在电视广告和港铁站张贴的海报，令人怀疑这些推广计划的成效，而计划网站以提供资讯为主，近年的活动亦未广为人知，又能否打破长久以来忽视精神健康的社会现象？
林德明不忘补充：“其实，政府一直积极投放资源建立平台，通过媒体向社会强调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作为教育界人士，他有感中小学以至大专院校在精神健康教育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学校）将预防性的精神健康知识教给学生，在其成长阶段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即使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征兆，学生都可以知道寻求帮助的途径。”
近年卫生署与教育局合作开展“好心情@学校”计划，透过“优质教育基金”向超过400间学校拨款；大学亦推展连串与健康学校运动相关的计划。林德明关注的是，从校园走进职场后，如何保持精神健康？
企业大多不重视
香港早已被评为全球工时最长的城市，港人工作压力大，部份人有严重的精神困扰；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更叫不少市民难以适应。事实上，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需要预防性的精神健康教育，因此，相关教育需渗透至职场和社区，才能逐步打破对精神健康问题的污名化。
“Workplace mental health（职场精神健康）在国外很普遍，但在香港却很视乎公司是否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林德明指出，本港职场精神健康起步较晚，近年政府虽有推广和宣传，但大部份企业都不重视，对“职业健康责任”的认识往往流于“职安健”，只有小部份公司愿意负起责任。
事实上，卫生署及职业安全健康局早在2016年开始开展“好心情@健康工作间”计划，通过提供“到会式”职场精神健康工作坊、讲座、个别机构咨询服务、精神健康急救训练证书基础课程、健康课程等一系列活动（见表），提倡心理健康、健康饮食及恒常体能活动。截至去年11月底，有1,953间机构参与计划。但很多项目参与名额有限，次数少、时间短，满额还要机构自费参与。以“到会式”工作坊为例，每间机构两年间只有一次免费参与机会，名额和人数也有限，如超过限额，需要抽签决定或自费参加；至于精神健康急救训练证书基础课程，每间机构两年间最多可派三人报读，实际成效和受惠人数存疑。
政府亦在2019年11月推出新一轮的《精神健康职场约章》（下称《约章》），倡导建设正面工作环境、培养精神健康意识、建立精神困扰者友善的工作环境。机构若承诺完成职场推广心理健康任务，如举办员工家庭聚会和交流活动、精神健康讲座等，便可获得“精神健康友善机构”称号。但签署《约章》属自愿性质，不具约束力，一来无法保证企业如实推行承诺项目，二来只有472间机构签署，当中包括政府机构，参与程度之低，难言成效。 “如果雇主不明白关注员工健康是企业的义务，看不见背后的好处，缺乏资源的中小企或看重即时回报的企业，自然不愿意参与。”
不过，林德明认为，这些介入性项目不宜强制推行，始终需要企业真心为员工着想，才有效用：“不是说员工听讲座、参加工作坊便可看见成果。这是一项长线投资。”
除了职场和校园，政府还有必要建立一套全港性的精神健康推广计划。
避免陷恶性循环
林德明认为，现时本港社区层面的精神健康教育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导，仍然欠缺一套全面、系统性的普及精神健康计划，亦缺乏科学的评估工具，检视措施的成效。他建议政府参考澳大利亚推行的“forty-five up”跟踪性精神健康调查，透过收集数据掌握精神健康政策对整代人的实际作用，同时持续反思、修订和推行更为完善的政策。
精神健康认知能力或会令众多轻症个案未能及早治疗，恶化成重疾，一来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康复，二来加重医疗负担及轮候时间，形成恶性循环。林德明建议政府参考海外做法，加快推行精神健康急救教育课程（Mental Health First Aid），将精神健康教育渗透到不同年龄层。课程最早是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倡导，起初只面向成年人，后来逐步推广至各年龄层，在校园、职场、社区提供课程。
课程是为提升社会整体的精神健康认知能力而设，以帮助个人、群体识别精神健康风险和征兆， 在严重疾病未成型之前，从聆听、鼓励及转介等层面介入，并由相应的专家及早诊断，比如临床的忧郁症病人需要药物治疗，就尽早转介到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获得药物。林德明重申：“如果政府不从源头提升社会整体精神健康的认知能力，恶性循环只会更加严重。”
上文节录自第246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4日）《心理卫生教育的缺失 港人精神有病不自知》。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