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汉学家傅高义逝世 抛开西方偏见 平实看待中国
中美关系可说是当今世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除了要靠两国官员细心经营，民间交往亦必不可少。12月20日以九十高龄在美国麻州逝世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正是表表者。自1969年出版《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以来，他便与中国结下不解缘，到了晚年，更埋首于研究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中日关系，同时为当下非常恶劣的中美关系积极建言。究竟，这位东亚研究权威的一生可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傅高义是在机缘巧合下参与中国研究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麦卡锡主义深刻地影响美国政治，政客、学者乃至专业人士只要稍对共产主义表示兴趣，便很容易受到攻讦；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尚有不少美国人相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可以反攻大陆，因此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花太大力气去研究中共。
但随着麦卡锡主义消退，加上中共逐渐巩固在大陆的统治，美国学术界意识到要对共产中国进行系统性研究。六十年代初，知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选拔了当时正在研究日本的傅高义，后者遂于1961至1963年在哈佛大学学习中国语文、历史、社会和政治。当时为他上中文课的，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
见证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
像许多汉学家一样，这位决定研究中国的学者也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这个名字是我同中国朋友商量后取的……Vogel是德国姓，而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傅高’。”又由于英文名字Ezra的第一个字母是E，取其谐音，就选了“义”，“我知道在中文里，‘义’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从傅高义的学术生涯来看，他是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坚守意识形态教条走向“解放思想”的脉络之下，展开并深化对中国的研究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仍然非常封闭，来自“敌国”的傅高义自然没有条件进入内地做研究，在别无他选之下，他只能来到自由开放的香港，在这里收集《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中共广东省市机关报刊，并且访问“逃港”内地人，最终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研究中共如何在1949至1968年间瓦解广州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重点探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地方主义等课题。
许多人都知道傅高义除了是“中国通”，还是“日本通”，其在1979年出版、研究日本官僚制度、企业文化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揭开了日本经济茁壮成长的秘密，成为历久不衰的畅销书。但除了日本，傅高义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中国—“改革开放”为他带来更多机遇，包括在1987年于广东省住了七个月，进行实地研究，亲身访问摆脱文革的当地人，弥补了在六十年代只能在香港“隔岸观内地”的遗憾，最终在1989年出版《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而在2000年卸下哈佛教职后，他选择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课题，以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中国改革家邓小平入手，参阅大量档案，并在访问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政治家后，写下一部厚如字典的《邓小平时代》—在这部巨著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位“三上三落”的小个子“摸着石头过河”，如何站在制高点引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深刻地改变十多亿人民的命运。
以客观了解取代主观批评
研究当代中国是不讨好的，许多人惑于意识形态歧见，对中国怀有前设立场，一读到不合脾胃的学术著作就加以批判。傅高义亦坦承自己受到不少质疑，例如在《邓小平时代》中文版自序中指出，有些外国评论家认为他对邓小平“太过客气”，指出他应该对邓在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作为，以及镇压八九民运提出更严厉的批评。
傅高义强调，这些议题在书中均有论及，也有写下批评者批评中国的理由，但他亦指出学者在写传记时，有责任努力去了解，并举出背后的原由。
从这番言论中，人们不难看到一种平实的态度—当代中国的研究者不能把官方说词当成全部解释，不能迷信毛泽东和邓小平，但亦不能随便接纳反共言论。纵使学者本身可能也有某种立场，但只要能够作出有证据支撑、推论严谨的结论，即使结论与主流看法截然不同，学术上也可以接受。
事实上，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香港大学前校长王赓武等知名学者皆对《邓小平时代》赞誉有加。傅高义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学者，绝非因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就而加以赞扬，他早在《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英文版序言中强调，希望尽力抛开自身西方学术偏见，去了解中国本来的面貌—不带偏见地进行研究，才是学者所需。
在中美博弈升级中呼吁合作
值得留意的是，傅高义对中共近年一些做法也有保留。201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双月刊《二十一世纪》发表题为《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的文章，指出中共对待国内异见人士和少数民族的手法，以及对外国记者的骚扰，加剧外国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反映他也有自己的原则。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亦尝试积极建言，强调在避免国际冲突、维护全球秩序、推动科技进步、维系国际环境、加深国际间相互理解的领域，中美两国有前所未见的迫切理由，需要携手合作。
而在今年12月1日，亦即逝世前不足三星期，傅高义仍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上呼吁两国合作，指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给中美关系带来新机会，两国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及工作层三个层次推进，以改善关系，又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从傅高义超过半世纪的治学历程和近期的政治言论可见，他从来没有被意识形态支配脑袋—三十出头便立志“了解中国本来的面貌”，往后每部著作都令人赞叹原来是可以这样看中国的。他对人对事可以说没甚成见，例如包容了不满他对邓小平评价的前民运学生领袖王丹，甚至能在这两年中美关系急速恶化的背景下，拒绝顺从美国的反华声浪，呼吁求同存异。
忧中美冲突引爆三次大战
傅高义见证了中国从意识形态教条中解放的年代—若无解放，他的中国研究也许不可能在《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出版后继续深化和拓展，人们也就难以一睹《先行一步》和《邓小平时代》。但历史有时是很讽刺的，讽刺之处在于，美国却在中国“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抛弃自七十年代初尼克逊访华以来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人为地走回意识形态对抗的旧路，无论是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和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的“反华演说”，抑或针对中国使领馆、企业、留学生等政治操作，都充分反映问题。傅高义在人生最后几个月忧虑的中美冲突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不再是危言耸听。
共和党籍的特朗普曾声称中国一直在“强奸”美国，傅高义认为这样想的民主党领袖也大有人在，“但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中国将变得更强大，我们必须学懂与他们合作”，傅高义今年5月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访问时这样说。长期以来，他都是主张中美合作的“拥抱熊猫派”（Panda Hugger），即使在经历贸易战、疫情后，仍然始终如一。
在许多认定中美必然走向对抗的美国人和香港人眼中，傅高义的观点或许“天真幼稚”，要美国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无异于“纵敌”，而其逝世则标志着所谓“绥靖政策”的终结。但这些批评究竟有几多是基于主观好恶，有几多是基于客观了解？傅高义选择了平实看待中国，以了解代替敌对，这或许是这位90岁老人留给人们的智慧。
上文节录自第24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28日）《知名汉学家傅高义逝世 抛开西方偏见 平实看待中国》。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