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头对准14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美国制裁大棒不痛不痒
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际，中美两国关系波澜迭起。上周一（12月7日），美国政府以“破坏香港自治”为名宣布制裁14名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们在中国官场体制里级别颇高，悉数位列副国级。这是进入2020年后美国第五次制裁中国官员，总计受制裁人数达35人。尽管美国的“制裁大棒”似乎愈来愈有挥向中国政治核心圈的架势，但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几乎沦为一种博人眼球的“外交游戏”。
最新列入美国制裁名单的14名中国官员（见表一），目前的共同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共有14名副委员长，也就是说，中国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群体全部都在美国此次制裁名单上。然而，这14人在中国官僚体制里级别虽然很高，位列副国级，但其实际权重却显得“名不副实”。
地位关键却非最核心官职
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形同西方国家的“国会”，但与“国会”不同的是，全国人大镶嵌于中国整体国家制度之中，在中国的政治运作中相对持重稳健、团结一致，鲜有立场对立、观点激进、哗众取宠的声音或操作。由于全国人大的意见相对统一，在其中任职的官员个人位置很重要，但角色被淡化。再加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集体领导国家事务，在人大立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看惯了西方国会运作状况的人们看来，中国的全国人大像是一个“橡皮图章”。
虽然这种认识有轻视全国人大的关键地位之嫌，但即使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要遵从人大的章程原则与整体运作，也确实不必过于拔高人大官员在机制里的作用。再者，即使经常有出格言论的美国国会议员，也无法完全左右国会议程，更何况中国的人大官员。另外，在中共领导人的官方排名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之后，也不是最核心的官职。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次被制裁的14人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不同的兼职与旧职意味着他们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同时兼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的王晨。张春贤、王东明与吉炳轩三人都曾是省或自治区的“一把手”，沈跃跃与王东明均兼任中央部委之下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的“一把手”，曹建明与维族官员艾力更．依明巴海、藏族官员白玛赤林则都已卸任其他职务。其余六人是中国民主党派的主席，他们的任职增加了人大的代表性，也展示了更多的民主色彩。
由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职主要扮演程序性角色，难以发挥个人作用，因此相比于央地大员的职位，被视为中国官场的“二线”。14位人大副委员长出生年份介于1950至1960年间，平均年龄66岁。在人大任职之后，不出意外将会正式退休。
令人意外的是，此前有些人预计，美国可能会把矛头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领导人—委员长栗战书，但他却不在此次制裁名单之内。与14名副委员长不同的是，栗战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与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均属正国级，为中国公务员职务序列里的最高级别，可视为在职的中国高级政治人物代表之一。美方很有可能有意“遗漏”最关键人物栗战书，而这将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官员来势汹汹的制裁仍然有所克制，或许无意对两国关系造成更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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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4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14日）《矛头对准14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美国制裁大棒不痛不痒》。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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