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立法会》提名金马最佳纪录片 不应成为缅怀反修例的勋章
第57届台湾金马奖下周六（11月21日）颁奖，纪录去年7月1日冲击立法会事件、被香港电检处评为三级片的《占领立法会》入围“最佳纪录片”，在金马影展上映不久便获当地影迷票选排行榜第二名，能否得奖成为外界焦点。台湾近年因“反中反共”意识和香港自我想像连成“命运共同体”，在反修例期间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如今关注《占领立法会》自然在所难免；然而，观众借由“纪录片”超越地理政治隔阂认识彼此的同时，观影视角不免受意识形态所限，忽视其他值得反思与咀嚼之处。
近5年，最佳纪录片成为金马奖最令人关注的奖项之一，透过纪录片观众得以超越地理政治的隔阂去理解认识彼此。但也正因为纪录片去戏剧化的呈现观点，冲突也赤裸裸的呈现。从第54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得主《囚》马莉因提到“低端人口”而被中断直播，再到第55届傅榆以《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获奖时提到的国家认同引发政治风波，纪录片成为金马最敏感的奖项。今年的《占领立法会》虽同有政治争议，仍广受台湾观众喜爱，不论奖落谁家都是一页的历史见证。
由香港纪录片工作者制作，《占领立法会》记录了2019年7月1日香港回归22周年当天，反对修订《逃返条例》的抗争者在立法会外从争论到包围、冲击、冲入、破坏、占领到撤离的完整经过。时隔一年多，现在的香港虽已归于平静，但在总以香港为镜、视香港为“一国两制”示范下场的台湾人眼中，《占领立法会》无疑是一部充满感慨与警惕的“逆权纪录片”。
《占领立法会》确实是相当不错的纪录片，但台港观众的观影视角大多局限于港人不畏强权的姿态、为求“民主”不顾一切的决心，以及最终功败垂成的唏嘘，却忽略了在镜头之下，仍有其他值得反思与咀嚼之处。
去年6月12日，为了阻止立法会恢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二读辩论，在激进抗争派的动员之下，大批示威者聚集在立法会外进行抗议，并且占领主要道路与警方对峙，双方相互交错的砖头与催泪弹，开启了反修例风波以来第一起大型冲突。冲突落幕后，立法会宣布取消随后两日大会，特首林郑月娥也于6月15日宣布暂缓修例，“直至完成沟通解说和聆听意见为止”。
不过，抗争派对“暂缓”并不收货，而经过6月12日的警民冲突过后，示威者对警方和政府的不满与情绪已被彻底激发，加上中间陆续发生三名港人疑因反修例事件轻生个案，撤回《逃犯条例》、林郑月娥下台等诉求亦未获港府接纳，抗争派再度组织7月1日包围立法会，筹谋要将行动升级，企图以极端手法换取当局回应。
从时间点上可知，占领立法会是反修例风波中相当早期的抗争行动，相较于之后频频爆发更激烈的冲突与破坏，此时的抗争者还未对催泪弹感到“习以为常”，对于究竟是要坚持“和理非”，抑或要上升到以暴力向港府施压，抗争者间也尚在争论不休。
《占领立法会》记录了还未攻入立法会前，抗争者与警方隔着一段距离对峙的一幕：一位中年妇女拦在中间哭喊着“非要那么冲动吗？这样做有什么用？”，甚至向示威者下跪哀求不要与警方发生冲突。这几近癫狂的一幕，引发了戏院内的不少讪笑声。观众或许觉得这妇人是个疯子，也或许是赞同抗争者所反驳的“去跟警察说吧，我们才是弱者”，但究竟谁更清醒、谁又更加疯狂？似乎难以说得明白。
类似的场景，在片中一幕幕被忠实地纪录，有人坚持唯有行动升级、攻入立法会，才会让港府意识到港人的决心，也有不少人当面提出质疑，认为诉诸暴力不仅落人口实，更有可能付出巨大代价却毫无成果。在占领前反对方尽管卖力呼吁，仍无法阻止激进派以铁车冲撞玻璃、攻入议会，但当得知警方将于午夜点清场时，认为抗争人数不足以守住议场、应全面撤离的看法又占据了优势。
彷徨、恐惧与愤怒等复杂的情绪在当时表现得特别清晰。彷徨的是对抗争路线的不确定、恐惧的是抗争后的下场，愤怒的对象则为数众多，强力镇压的警察、轻视民意的港府，以及无所做为的民意代表。例如当时部份泛民议员曾费尽唇舌的挡在立法会的玻璃前劝阻示威者，却只得到“你身为立法会议员到底有什么用”的厉声质问。
之后的事众所皆知，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激化与恶劣，“不割席、不分化”成为抗争群众的主流共识，泛民议员从当时的极力劝阻，变成一个个消声噤音，通通以尊重民意为名，任由勇武派占据领导位子，发起一次次的激烈抗争。
泛民的退场，让他们变得有用了吗？当然没有。其实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如何支持抗争，而是至今都搞不清楚，在以“行政主导”为政治原则的香港，身为反对派的泛民除了在激情和民粹中随波逐流外，到底该如何对香港“有用”？
除了《占领立法会》，2019年11月13日的理工大学冲突也被拍成了另一部纪录片《理大围城》，足以窥见整场运动随着时间产生的变化，但它并未在金马影展中上映。在《理大围城》中，砖头变成了弓箭与汽油弹，警民间的对抗变得更加剧烈，勇武派与和理非达成共识，不会再有“要不要暴力抗争的”辩论，取而代之的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只要自己做了决定，谁也别指责谁的路线有错，否则谁就是内鬼。抗争派似乎更加团结了，但情况依然未见好转，直至年初面临新冠疫情而消停，紧接著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港区国安法》落地、四名泛民议员被取消资格，香港人似乎再也转不动了。
不少香港将《占领立法会》视为“英勇抗暴”的光荣印记，曾参与抗争的群众可能更为此感到骄傲，但若该片的作用仅仅是被用来缅怀、或是证明港人的“勇气”，那不免有些可惜。平心而论，《占领立法会》并不如许多观后感所言，看完后就能明白港人为何要抗争，它充其量纪录了抗争当下示威者们的各种情绪、反应和选择，但并不足以说明背后关于社经和政治交织的深层次原因，也未必代表了真实。
就如同片中许多人声称暴政“逼死”了他们的手足，镜头纪录了示威者在愤怒中对事件的单方面理解，但《逃犯条例》的修订缘由，以及港府缺乏智慧的草率，是否便代表了“暴政”？这部纪录片给不了解答，它只是忠实地呈现了，示威者的确是如此认定。
“勇气”当然是该片重要的一面，但光有勇气并不足以解决以问题。《占领立法会》所记录的反修例风波初期，抗争群众不同的面貌与立场，其实更值得观众反思，为什么那些不同声音的争辩到后来越来越微弱了？当和理非与勇武一起高喊“核爆都唔割”时，哪些不同脸谱在看似团结的路上变的逐渐模糊？泛民政客们又为何从力阻转变为“尊重”？不管他们如何坚称不赞成暴力，始终不敢说出一声“反对”。而最终，这样的转变，是成功还是失败？
纪录片本来就不是预言，而是让没经历过的观众融入当下的情境，经历过的观众则得到不同的觉悟和反思。从反修例风波到最近的泛民议员总辞，近期香港的确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与波折，港人变了、港府变了，当然，北京也变了。观众可以从片中重温当时的勇气、去为抗争者感到不舍，或是对港府和警察作为而咬牙切齿，但如何从《占领立法会》去回顾和总结这段抗争路，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理解和面对局势的转变，或许才是这部纪录片能带给观众更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