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十四五和2035目标建议》林郑班子看懂中央治港的重大变化吗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月底闭幕后，上周二（11月3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相信特首林郑月娥、问责班子和以“AO党”为首的公务员团队一如以往难以读懂有关文件。对比2015年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尽管港澳论述同样占约300多字的篇幅，不过，无论是中央治理港澳的目标，抑或对特区政府的要求，都出现重大变化。
此前当局还发布了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新闻公报，当中只用“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13字论及港澳，不但比十八届五中全会的60字短得多，还删去“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等看似对“政制改革”举足轻重的内容，一度惹来“港澳已被边缘化”的猜测。不过，《香港01》早已撰文指出，有关变化反而更能体现两个特区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所以毋须单独强调具体细节，也不再突显有别于国家的差异，可见中央不再刻意迁就港澳向来与国家保持区隔的心态和感受，积极推进“融合”的“一国两制”。
不过，上周二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仍有详述港澳工作。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建议文件”，详述具体方针本来就是无可厚非，只是，对比2015年《十三五规划建议》便不难看出，尽管港澳论述仍占300多字，但中央对治理港澳的目标和特区政府的要求，明显出现重大变化。
规划内容涉及关键的政治工作
先看看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新闻公报和《十三五规划建议》。前者论及港澳工作目标，提出要深化内地和港澳地区合作发展，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后者则以此目标订定七大工作方向—（1）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发挥港澳独特优势；（2）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参与国家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3）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推动融资、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4）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5）加大内地对港澳开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6）加深内地同港澳在社会、民生、科技、文化、教育、环保等领域交流合作；（7）深化泛珠三角等区域合作。明显地，有关方向全都围绕“深化内地和港澳地区合作发展”，主要涉及经济层面。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没那么简单了。尽管十九届五中全会新闻公报当中，只以“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13字论及港澳工作目标，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订定的六项工作方向，就复杂且丰富得多—（1）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2）支持特别行政区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实现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3）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政策措施；（4）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5）支持香港、澳门同各国各地开展交流合作；（6）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
显然，这六大方向远不止经济层面，而且涉及非常关键的政治工作，包括重申“一国”与“两制”、“中央”与“特区”，以及“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政治伦理和宪制秩序，强化港澳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极力防止外部势力干预港澳，可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相辅相成的必要，是“长期繁荣”的基础。
为什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增设这部份完全有别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政治工作内容？不少分析均指出，去年反修例风波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令中央深刻反思“港独思潮”和“分离主义”的成因，故在敦促特区政府致力化解深层次矛盾、积极改善民生的同时，也要求港府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加快香港“二次回归”的步伐。事实上，新增的三大政治工作方针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基本上早已出现于去年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来全国人大更因而授权人大常委会亲自制订《港区国安法》，可见反修例风波后中央治港工作的核心变化。
陆港关系由“合作”提升到“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论及港澳政治工作时，使用的是“贯彻”、“增强”、“防范”、“遏制”等等词语，可见主动性和责任性在于中共中央，但在谈及港澳经济工作时，则是连用三个“支持”，而“支持”的内容包括“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港澳与各国各地交流合作”。正如《香港01》分析十九届五中全会新闻公报所指，“支持”意指“支援”，若要实现所“支持”的目标，很大程度取决于“被支持”一方（即港澳）的积极性；因此，这三大中央“支持”的方向，其实可以理解成中央对港澳特区政府的要求，而中央将会“配合”特区政府，提供一切援助。
从这个微妙分别可见，中央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为首要任务，该出手时就会主动出手，不会任由特区政府蹉跎岁月，但对于中央认为基于“一国两制”框架之下理应由特区政府自行处理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则仍希望特区政府积极作为，主动展现“当家作主”的承担，从而做好“港人治港”。
例如，林郑上周上京拜访商务部、科技部、民航局、卫健委等部门，借此争取更多惠港措施，而她于上周五（11月6日）获主管港澳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时，韩正提到相关部委大力支持林郑北上沟通，并就政策提出很好的意见和方案，充分体现中央的要求和精神—即凡是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增进民生福祉、有利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的事情，中央及各部门都会全力支持。韩正又指，期望香港能在“十四五规划”中，更好地把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地发挥香港优势，从而找到更好的定位。
在中央要求特区政府主动承担的工作当中，一项明显的改变是，对于港澳与内地的关系，由“合作”提升到“融合”—前者层次较低，只要求生产资源互相配合，但表述上最为“政治正确”，相对而言不会触动港人抗拒内地的敏感神经；后者层次较高，在经济运行、基础建设、管理体制和法律配套方面，都互相配合，意味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无阻的“经济一体化”。事实上，这种“融合”正是“一国两制”的最佳体现，最终结果既不是“大陆香港化”，也不是“香港大陆化”，而是香港和内地共同面对全球化挑战和全新改革任务的互动融合，足见“一国”对“两制”的包容和辩证，绝非简单意识形态之争。
上文节录自第23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1月9日）《解读《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林郑班子看懂中央治港的重大变化吗？》。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