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ond｜回报率低 发行量少 iBond沦为选择性派糖？
金管局周一（10月5日）宣布，政府将第七度推出与通胀率挂钩的零售债券（iBond）。自2011年首次发行以来，政府扬言希望iBond所带来的最低利息保证成为市民保本的工具，同时促进本地零售债券市场发展，但在现实中，政府却把iBond当作小恩小惠的中产福利，回报比率和发行量之低，根本无助全民抗通胀，亦漠视香港举债的巨大潜力。
在2011/12年《财政预算案》中，时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首次提出，将向本地市民发行与通胀挂钩的零售债券iBond；期后连续推出六批，六年间累计的发行总额为600亿港元。每批发行条款相若，债券每手一万元，年期为三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以浮动利率及固定利率中较高者作为票面年息率，前者与最近六个月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挂钩，后者则会參考市场上类近信贷质量债券的利率，即为定息1厘。
政府当时提出，在低利率、通胀趋升的情况下，本地家庭储蓄的购买力难免会被削弱，希望发行与通胀挂钩的债券，能够为市民提供多一个应对通胀的投资选择，同时促进本港零售债券市场发展。六批iBond均反应不俗，超额认购0.32倍至接近四倍，当中以2015年发行的第五批债券反应最好，有接近60万人认购，认购总额为357.25亿港元，超额认购近三倍，时至2017年，政府曾因通胀纾缓，不再每年发行iBond。
息口偏低，政府从中赚“差价”？
iBond看似颇受市民欢迎，但由于发债金额极少，只有少数市民能够借此“抗通胀”。再者，即使新一批iBond最低回报保证息率由一厘升至两厘，但实际上仍微不足道。
政府所筹集的资金会拨入外汇基金下的债券基金作投资，再以财政储备的固定比率分账安排拨归政府，变相政府可从中“分账”。参考《香港01》统计，2017年的综合物价消费指数为1.5%，各批iBond年息率介乎1.02%至1.78%之间，债券基金固定比率有2.8%；换言之，iBond回报率虽然跑过通胀，但低于债券基金回报率。
即使那些钱对政府而言微不足道，但收益比率比iBond投资者还要高，是不争事实。或许对投资者而言，债券零风险、债息是聊胜于无，但政府除利用这些小恩小惠安抚部分市民，可考虑重新厘定iBond回报，如将其与固定比率或外汇基金回报率挂钩，相信更能与民共富。
僧多粥少，谈何发展债券市场？
为何政府多年来将iBond发行量定于50亿至100亿港元之间？据财经事务及库务局2011/12年度的立法会财政答复，当局解释发行量多寡是基于两大因素：首先，根据政府债券计划的立法会决议案，整个计划的未偿还本金上限定为1,000亿港元，因此个别债券发行量应与整个计划发债上限合乎比例，以预留足够空间作债券市场其他环节的发展；其次，倘若个别债券发行量过大，或会排挤其他有意发债机构及集资者，有违政府发债原意。
2013年便有议员在立法会质询时提出，指香港本港息率极低， 大众对投资市场担忧，iBond会供不应求，当每人分到的iBond有限，抗通胀的效用不大，实际只有象征意义；当议员问及当局会否增加iBond发行量及列为常规项目，政府仅回应指100亿港元发行规模可满足香港居民对零售债券的需求，确保政府债券计划有能力支持债券市场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同时需要预留空间予市场发展其他形式的债券，使香港债券市场的发展更多元化。
但事实上，立法会在2013年5月，已就《借款条例》第3条通过一项决议将借入总额的上限由1,000亿元提升至不多于 2,000亿元；参阅审计处报告，2019年债券基金未偿还债券总额约为1,180亿元。是次iBond政府目标发行100亿元，即使将因应实际要求提高至150亿元，但与《借款条例》所订定的2,000亿元相比，相信还有不少空间发债。
改革财政，善用发债应对负担！
在政府债券计划下，除了发行机构债券及iBond外，政府亦先后推出三批伊斯兰债券及四批“银色债券”这两款零售债券，另有独立于政府债券计划的绿色债券发行计划——两者不论在法律依据、规模上限及资金管理均是独立运作，而募集资金则拨入基本工程储备基金。
政府多番重申，发行iBond可促进本港零售债券市场发展，但似乎未能如愿。如以发行量计，香港是亚洲第四大债券市场。尽管去年港元发债额连续第11年增加，达4.18万亿港元，但当中有约3.41万亿元为公债（外汇基金及政府），占约81.6%，换言之，本港债券市场持续发展，主要由外汇基金票据及债券发行计划来支撑，非公债份额仍然较少。
再者，即使公债占多数，但港府尚未完全发挥举债潜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政府债务资料库”，在2007年至2017年间，特区政府债务对生产总值的比例介乎3.92%至7.67%，即不足一成，远低于新加坡的89.45%至110.65%、英国的40.76%至86.91%、美国的45.24%至89.27%。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中美博弈又令环境徒添阴霾，正值大型转型时期的香港，无疑需要动用更多资源促进社会改革，假如当局能够从拓展债券和投资的角度出发，善用发债改善公共财政结构、应对长远财政负担，或能更能利民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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