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避免再建智慧灯柱2.0 需借力湾区发展本土创科
创新及科技局预告告年底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蓝图2.0》，当中涵盖5G建设和公共设施升级，但社会普遍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回顾2017年的《香港智慧城市蓝图》，本身就有不少愿景尚未实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家可以极速超车？为什么我们持续落后？香港究竟需要怎样的规划和建设，才能缩窄与智慧城市的距离？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上月中旬公布2020年度“全球智慧城市指数”，香港排名上升5位至第32位，成绩有所进步，然而，昔日与香港叮当码头的新加坡位列世界之首，比较起来，未免令香港黯然失色。至此，我们要思考，理想的智慧城市应该是怎样的？高风咨询公司创始人兼CEO谢祖墀在《打造中国新一代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一文中谈到，建设智慧城市的基本模型，可将智慧城市建设由下至上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
“感知层”是智慧城市的底层基础，由数据采集设备组成。依托于城市道路、桥梁等基础建设建立传感器、摄像头；亦可以依靠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来采集数据；“网络层”需要网络设备支持，驱动数据传输，其中就包括物联网、移动网络及光纤宽带；“平台层”是市民常用的云端服务，亦是数据传输的“归宿”，被收集的数据会组成“数据库”，用于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以作出智能决策；而最顶端的“应用层”，就基于上述的支持，将智能决策应用在政府事务、公共服务及工业发展上，令市民生活更便捷、城市运作更高效。
香港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设，能否符合这个模型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香港“感知层”和“网络层”的建设，根本无法提供智慧城市的所需，更遑论符合模型。
智慧灯柱曝政府规划僵化
政府于2017年发表了《香港智慧城市蓝图》，当中提到在四个地区安装400支“多功能智慧灯柱”。然而，智慧灯柱却被质疑会侵犯私隐，有部份更在反修例运动中遭示威者拆除。
在“感知层”的建设中，平衡数据收集与个人私隐保护是常见的伦理问题。难道说，建设智慧城市一定要出让个人私隐吗？当然不是。
韩国2006年推出“U-Korea基本规划”，为了建立“无所不在的社会”（ubiquitous society），根据各都会地区的需求规划“U-city”，仁川市的松岛就打造了一个“松岛未来城”。
松岛有数以万计的感测器被嵌在道路、建筑物、输电网络、水利系统中，而公共区域上则有影像监控。城市的道路车流量、交通状况、用电状况、室内外温度等资讯都可传输到中央控制系统，并由系统实施调节路灯亮度、执行交通警示等智慧便民措施。
松岛的设施安装将数据收集与私隐保护平衡得很好。隐藏在公共设施的感测器各司其职，不会侵犯个人私隐。反观香港政府却“贪方便”，势要将所有功能集中在一个智慧灯柱上。智慧灯柱由提出至今都被诟病私隐问题，但政府却没想过分拆功能，仍然不顾民意执意推行计划。最后，这个项目成为政治风波的牺牲品，纳税人的钱无奈地付诸东流。
科创“落地难” 感知层缺本土产品支持
究其原因，香港政府根本“无得拣”。“感知层”的建设依赖硬件设备，更依赖本土科创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黄锦辉接受《香港01》访问时，一再强调本土科创产品在智慧城市中的重要性，“智慧城市的建设不会靠引入其他国家的产品。智慧城市要参考市民的生活模式，用个性化的产品，适应本土的人。”
然而，香港科创界却受制于“产业化”的困难，少有可量产的本土科创发明，更莫说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提供支持。
由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于9月初公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可见，香港在全球131个经济体中排第11，显示香港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GII评价有七个分项：市场成熟度、支柱机构、创新投入、基建、人力资本和研究、市场成熟度、知识及技术输出。香港在创新投入、支柱机构、人力资本和研究，以及市场成熟度的排名都较去年上升，惟在知识及技术输出方面却严重下滑，下跌21位至第54名。原来，在知识及技术输出下有个子指标“高新科技贸易占比”（High-tech net exports)，指的是减去转手贸易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数额占总体出口贸易数额的比例，也即可理解为本土产出的高新科技产品占出口贸易的比例。香港在这方面一直表现很差，连续七年排在全球100名以外（详见表）。
香港有七所在“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大学，拥有极多具备创科研发实力的人才，缘何少有能够落地的发明？黄锦辉表示，香港学界和商界没有为教育研究的产业化和落地应用提供良好的环境。例如大学都比较着重基础科研和发表学术论文，以获取较前列的大学排名，导致学校和老师的评估标准都以论文作为首要量度指标；而政府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和研究资助局的基金，也围绕这个目标制定资助政策，主攻论文和基础研究。
“这就造成一个循环，学校花很多钱聘请专门做研究的老师，花很多钱在专门做研究的实验室和仪器。中下游的研究工作（支持）就被削弱了，都集中在上游的研究。”黄锦辉说。
另一方面，从市场投资的角度讲，投资科创的门槛也比其他产业高。科创的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大，在香港地产业和金融业两个“大蛋糕”的夹缝中，科创难以吸引人入场。“今日拿一亿元去买块地起楼，或者买股票，钱很快就回来了。但投资高新科技的（回报）周期却需四、五年。”黄锦辉说。
拿电动车技术来说，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及工程学系郑家伟教授曾经在2009年研制MyCar，领先全球发展了香港品牌的电动车。但在生产了约100辆MyCar后，由于缺乏政府和财团资金支持，品牌和技术后来都售予美国公司GTA。
对策：两地融合 借力湾区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主任王事通在《香港创新科技领域发展比较分析》一文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与香港的环境互补：“在创新及科技领域，内地与香港形成了优势与劣势的互补。在创新投入上，内地在监管环境上得分较低，这一指标香港排名世界第二；在创新产出上，内地在居民专利数、高科技产品贸易顺差、创意产品出口上较有优势，香港则在上述领域有一定缺陷。”
黄锦辉也表示，香港向大湾区输出人才没问题，还可以利用大湾区的7,000万人市场发展香港科创产业。“香港的优势在于人才与融资环境。”黄锦辉说。
他以商汤科技为例，说：“最理想是像商汤，总部在香港。我们有软实力令公司留在香港。公司往内地发展一段日子后，想国际化或融资，就回到香港，然后打出去。”
同时，大湾区的产业化能力也能填补香港科创的短板。例如，深圳的科研创新和企业紧紧相扣，高新科技产业化程度非常高，形成了“六个90%”的独特现象，即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 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在8月下旬，深圳政府公布《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允许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申请内地的科技项目。该条例将于11月实施。香港政府应该考虑在《智慧城市蓝图2.0》中利用大湾区优势，鼓励香港学者带项目走入大湾区，实现科研“产品化”。只有科创产品够多，才能建设好智慧城市的“感知层”。
上文节录自第23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0月5日）《 邻区极速超车 本地持续落后 香港需要怎样的智慧城市蓝图2.0？》。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