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dcast｜“耳朵经济”再崛起 两岸三地播客觅生机
新冠疫症大流行，经济活动近乎冰封，依赖其他商业机构投放广告的媒体因而收入锐减，不少要裁员减薪。然而，行业当中出现了逆市奇葩—播客（podcast）。熬过年初逆风后，播客主持忙着筹备节目、联系听众，播客平台则努力改善技术，吸引优质节目进驻，洽谈广告和生意。在发展蓬勃的内地和台湾，主持杨一和黄豪平都珍惜播客上的言论自由空间，香港也有如黄荣锟这般因疫情而成为播客主，令播客圈逐渐活跃。内地播客商业化和专业化的经验，相信值得其他地方参考。
注：播客泛指可供下载或串流至电子装置的声音节目。音像直播、有声书和知识付费节目尽管同以声音传送，但一般不会归入播客类。
内地播客初创公司JustPod共同创办人杨一是内地文化访谈节目《忽左忽右》的播客主持之一，全职投入播客事业的他，在过往访问中曾强调“赚钱要有态度”，要倾注心力制作节目，不是“玩票”。简单来说，就是把播客从“用户生产内容”（UGC）转化为“专业生产内容”（PGC）。事实上，美国播客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与PGC有莫大关系。相比UGC播客，PGC更能获听众的尊重，有助累积主持的名气，亦能更精准地锁定目标听众群，从而有助节目成功变现，给商家看到商业价值。
内地网民习惯付费 杨一：播客言论空间较大
内地的播客气氛得以活跃，有赖于音像平台早早冒起，以及网民习惯为非歌曲音像产品付费，媒体人的参与更促进内地播客专业化。
内地不少音像平台在美国《Serial》扬名之前已经成立，例如蜻蜓在2011年运作，荔枝和喜马拉雅在2013年运作。它们不是一开始就针对播客市场，譬如蜻蜓能连接广播电台直播，也有语音直播和语音聊天室功能。令这些平台出名的是有声书、知识付费节目和主播直播。罗振宇的脱口秀《逻辑思维》一度是知识付费节目的领头羊，在喜马拉雅上曾累积逾四亿播放量。相较之下，荔枝更着重UGC、语音直播，知识付费节目较少。
随着这些平台的崛起，内地网民透过声音充实知识、满足心灵，乐意花钱订阅节目、打赏主播，让平台、网民、文化企业在这个庞大的知识产权和粉丝经济市场里淘金。数年下来，内地逐渐培养出网民在语音产品上消费的习惯，然后迎来了一批新闻和文化界人士，他们在西方播客风渐盛时把其带到内地，杨一是其中一位。他在2018年成立JustPod前，在上海传媒集团“第一财经”做了八年编辑，其拍档程衍梁创业前为文化记者。曾任驻华外媒记者的寇爱哲亦在2017年开播广受内地听众欢迎的播客节目《故事FM》。港人熟悉的文化人梁文道跟团队“看理想”亦在2017年推出首个播客节目，翌年他更亲自主持开播文化类节目《八分》。
杨一解释，新闻和文化界人士爱传播，愿意在不同平台表达观点，过去他们活跃于微博、微信公众号，但现在微博已被娱乐明星占据，反观播客空间较大，更能发挥他们擅长构思内容重点的优势，有助推出更优质的节目。随着优质节目涌现，吸引了愈来愈多听众，播客生态圈渐见成形。现在他主理的《忽左忽右》每周播放，题目多跟文化历史相关，每集有40万听众。杨一和另外两位同好在今年初更办了第一届PodFest China线下聚会，在现实世界凝聚身份，互相交流。
外人在了解内地播客圈子时，总有一个疑问：会否担心触碰言论红线？杨一坦言审查一定存在，而他与拍档选题时不会刻意触碰政治敏感的部份，这一方面是汲取了以往在微博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为了播客能更健康发展。他认为，现在的播客言论空间比微博、微信大，只是因为言论“不火”、播客主和嘉宾知名度太低，“如果知名度高起来，我不相信现有技术做不到对音频的审查。”不谈政治不代表节目马虎：“我们也没有在嘻嘻哈哈，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在访问中，杨一更在意知识付费节目抑压播客圈子。虽说知识付费节目为播客带来听众，壮大了音像平台，但他同时担心商业机构不会区分两者，依旧把广告宣传的钱投放在知识付费范畴，忽略了播客。继续阅读：Podcast｜两岸播客开花 香港可学到什么？
上文节录自第23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0月5日）《“耳朵经济”再崛起 两岸三地播客觅生机》。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