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背后的联想 新体育经济改变运动员价值观
几经周折，原定今年农历年公映、由陈可辛执导的《夺冠》终于上周五（9月25日）在内地上映。可能因删改的问题，有一个令人极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这三代排球员的出场处理，只有最新被称为白金一代（高婷一代）是有名有姓的，亦即前两代人在片中竟然完全没有出现过她们的姓名，称呼时只以球员号代替！
这样一个严重破坏作品的外力因素，除说明当前电影审查机制的严苛教人无所适从，却也恰恰反照了不同时代的国家级运动员的生存状态。由当年的集体主义，讲究牺牲，埋没个性，到今天的个人擡头，可跟不同的商业机构合作、往海外发展的机遇到来，新的体育经济也改变了新一代运动员的价值观。
不过，正如巩俐饰演的郎平在片中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我们内心不够强大，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目标。等我们真正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唯一目标。
《夺冠》用了三场主要赛事的前后发展，来讲述三个时代的中国女排传承，当然，还有主角郎平其时的心理状态。那三场女排大战，分别是1981年世界锦标赛决赛对“东洋魔女”日本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对美国队，以及最新的班底出战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在连输多场、面临淘汰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竟然打败东道主巴西队之后，又摘下金牌，再创奇迹。
中国女排能够成为几代中国人的记忆，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视才开始在中国内地普及有关。准确来说，它甚至远未普及，在许多城乡和单位，依旧出现那种几十人围坐同看一部黑白电视的盛况。但那种仪式感使人难忘，尤其是当最后的决胜分拿下，画面上队员跳起，电视机旁的观众也跟着全场起哄，更有兴奋者走上街头，彻夜狂欢。
那不单是体育的凝聚力量，同时是大众传播最光辉的时代。戏中的郎平在带领球队的后段，也不无感慨地反问：这时代，还哪里有人为了赢一个冠军而上街庆祝？同样，今天的运动员，从背景、心态到发展机遇，其微妙的变化也是时代演变下的国情缩影。
运动员背负国家任务
中国体育的崛起有它民族自强的需要，特别是经历文革的封闭、改革开放以来，不仅要搞经济，更要推中国的形象，要让中国被全世界看见。这种全国动员的国策，与其说是发展体育，不如说像政治任务。于是，有了举国体制的加强、全国性挑选潜质运动员、集中训练、受薪供养，甚至以在国际赛事中夺冠为训练目标。
那时候，冲出亚洲已是一个宏大目标。金牌变成指标，个人的训练，配合体委（当时的国家体育委员会，现为国家体育总局）的全盘政策推广，是为达到目标的棋子。但在那单纯的时代，民间的风气，这种个体牺牲精神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若比赛有出息，基本生活有保障，因而也出现影响至今的运动脱贫逻辑。
故此可以说，八十年代开始才重新走出国门的中国运动员，背负的是国家任务，除了乒乓球之外，从1981年世锦赛开始，中国女排是这一波让世人看见的队伍中最耀眼的。它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作为团队式比赛，中国从未有过世界一级的先例。
1984年那一代的中国得奖奥运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成了民族英雄，受到民众拥戴，基本上之后各有发展。除了继续备战1988年奥运，之后因着名气影响力，不少明星级运动员，退疫后也主要在体育体制内谋职。张蓉芳后来成为排球管理中心副主任，朱玲成为四川体育局局长，带领五连贯女排的教练袁伟民后来更是升为体育总局局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中国女排精神。
比较特别的是“体操王子”李宁，如今家喻户晓，他下海经商，建立自己的同名体育用品品牌，曾经历过营销低潮，近年因为90后、00后主导的新国潮风，加上产品研发的转型，主攻年轻人市场，令“李宁”这牌子又重新走红。
郎平女儿白浪在片中演青年郎平时，有一句台词是：自己没太多强项，就是能吃苦。但来到集训基地，发现谁都能吃苦，这很能道出那个时代的艰苦实况。据经历过的当事人引述，早期的漳州排球训练营，甚至乎没有完备的比赛集训地板，主要以木棚搭建，大家就在泥沙地球场上打。跌碰擦损当平常事，郎平身上，就有20次手术的痕迹。没有个人，只有集体。
直至2000年前后，这种运动员心态与外在形象才开始出现改变，夺得重要比赛奖项并成名的中国运动员，开始流露更多的个人性格，特别是姚明和刘翔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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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3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9月28日）, 文章原题《《夺冠》背后的联想 新体育经济改变运动员价值观》。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