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晚期风格突变 “平淡近自然”转型争议
“疑心是跟他诀别了”的心情，预言般反复冲击着张爱玲。最后一次离开香港，她在致邝文美的信中说，“别后一路哭回房，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是眼泪汪汪”，很“不张爱玲”的行径，一语成谶，此去经年，受过生活的锤炼后，她的后期作品，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型。
撰文：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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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取材土地改革的《秧歌》出版，胡适大赞“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而其五十年代以降的《同学少年都不贱》、《五四遗事》、《相见欢》、《小团圆》等小说，亦放弃上海时期锋芒毕露的文学意象。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文化评论家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中指，她以“不相干”的细节描述，破坏人性论的中心性（centrality of humanity），展示以冷漠为主导的感情结构，这种“去sentimental”化的处理，哪怕同样是写死亡，《倾城之恋》中是华丽热烈的传奇，《小团圆》则剥离了传奇性，衬托得现实愈发残酷不堪，伤痕累累的现实，让人难以逼视。
最有影响力的张爱玲研究学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认为，或因翻译《老人与海》之故，她受海明威影响颇深。在1971年接受台湾作家殷允芃访问时坦言，作家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时的作品，是件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漫画似的，竟像是对以前的一种讽刺”，所以，在对熟悉的人事反复改写的过程中，她刻意简化情节意味，表现事件本身的尖锐，去除感官和情绪性等早期最为人称道的真实感细节，剩下客观、物质、冷静的存在。
这番颠覆形象的自我否定，普通读者未必领情。本港作家亦舒就撰文批评《相见欢》：“都是中年妇女的对白，一点故事性都没有，一开始琐碎到底，很难读完两万字”。同样，写于七十年代的《同学少年都不贱》，也是延续此类日常的对话式写法，不仅笔调晦涩，更把镜头转向海外，写中学室友在美国境遇的云泥之别，甚至大胆穿插暧昧的同性情谊，引入基辛格访华、肯尼迪之死等时事背景，用陈子善的话说，其意涵远不止小说情节，而更近乎探讨小说形式。
作品与文学批评的距离太远，以至于早年以不看评论著称的张爱玲，连写几篇散文自辩。又在给宋淇的信中，表达清晰的自我认知：“其实水晶已经屡次来信批评……虽然措辞客气，也是恨不得我快点死掉，免得破坏image。这些人是我的一点老本，也是个包袱，只好揹着。中国人对老的观念太落后，尤其是想取而代之的后辈文人。”
回到与胡适的交往，在他面前，张爱玲也算后辈文人，她大为推崇的《海上花》，就是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买来的。两人在美相识，最后一次别离，她送到大门外，写“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陈子善透露，在与宋家书信中，张爱玲却直言，“胡适没有看懂她”，认为他对小说集《传奇》评价不高，借走了书也无下文，因为“上一代人不像我们一样沉浸在西方文学中”，倘再归还，恐怕还需无谓点评两句，为免尴尬，相见不如怀念。
从胡适到张爱玲，从张爱玲到亦舒，亦舒到如今，人世几番新，三代人的隔膜，一辈比一辈遥远。
上文节录自第23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9月28日）《张爱玲百岁冥诞 只是当时已惘然》，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