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凭审核教科书 就能解决通识教育的问题？
由2000年成为教育课程改革关键、自2009年成为新高中四大核心科目的通识科，鉴于教材不送审、无标准，不时被指是“无掩鸡笼”，甚至被诟病为年轻人激进化的“元凶”，所以历来改革呼声不绝。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上周二（9月22日）向教育局提交报告，终于建议将教科书纳入现行“课本送审机制”；然而，单凭强制审核教科书就能解决通识教育的问题吗？须知道，通识教育之所以偏离原有教学目标，在于一味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却未能为学生打下进行批判的知识基础，而观乎整套教育哲学，也都以自由主义为主导，完全缺乏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中国香港”主体性。
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提交报告前一个月，社会刚因有通识教科书自愿送审后被删除“香港奉行三权分立”等并不十分准确的敏感内容而引发轩然大波。正反双方争论两周后，全国政协副主席、首任特首董建华牵头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率先发表检视十年通识教育成效的研究报告，当中引述基金委托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进行的通识教师和中学校长调查结果，指有近九成受访教师依赖教科书作教学基础，且有近四成以社交媒体资讯为主要教材，但鉴于资讯泛滥，严重影响相关教材的准确和中立，故倡议当局就此建立强制而清晰的审核制度。
根据上述民调，分别有逾八成受访者认同教育局应该审核通识教科书，以确保课程涵盖关键概念和保持观点中立，另有逾七成受访者同意由局方推荐网上教材。负责该项研究的团结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郭凯杰更建议，特区政府可以就此建立“通识教材资料库”，既为老师减省备课时间，又为公众整理真确资料，令学生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培养思辨能力。
究竟通识教科书需否审核？这其实是个在通识科2009年面世之前已经争论不休的老问题。通识科原本旨在鼓励学生以多角度和明辨性思考研究当代议题，再以实证为本和抱持客观的态度建立个人观点，并作出合理判断，借此培养他们正面积极的人生观，使他们成为有识见且负责任的公民；而为了令课程与时俱进、鼓励教师因材施教，当年教育局课程发展处多番强调，通识教育不会设置指定教科书，更不会像其他主修科一样就教学材料进行审核。
这个看似自由、包容、开放的决策一出，旋即激起千重浪—支持一方认为，由于当代议题持续发展甚至急速转变，政府根本难以统一教学内容，而既然通识科目标为训练学生多元思考，也应该给予老师因材施教的空间，而非“填鸭式”喂饲学生；反对一方则担心，培养学生批判思考的前提是令学生掌握足够的知识基础，但当特区政府未能为教学材料和答题标准把关，恐怕难以确保教育成果，加上整套课程的教育哲学都是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主导，完全缺乏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中国香港”主体性，日后可能不利香港发展。不过，教育局最终仍然坚持“放任式”的通识教育，即使后来由坊间编制的教科书五花八门、质素参差，甚至与课程纲要有出入，但局方也只呼吁教师谨慎选择教材，根本无意强制审查。
时至今日，通识科已经在全港464家津贴、官立、直资、私立中学里，培养了约50万名文凭试毕业生，跨越了“90后”和“00后”这两代人的中学生涯—但争议事件和改革呼声却从不间断，尤其是当香港愈趋政治化，每逢社会出现由年轻人主导的抗争运动时，总有人归咎于通识教育的失败，例如在回归初期拍板推行通识教育的董建华，去年中与传媒高层会面时，便承认由他提出的通识教育和中史改革可谓完全失败，导致时下年轻人出了问题。
两种教育哲学博弈
无可否认，相较以往而言，近年的香港青年的确更加关心社会议题、热衷参加社会运动，甚至有激进化的趋势。通识科推出后三年、即2012年，时任特首梁振英锐意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却因由教育局资助出版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被指内容偏颇，触发数以万计中学生和大学生参与的“反国教运动”。
至2014年政改期间，当全国人大通过不设公民提名的“831决定”后，香港爆发连串示威，而由俗称“双学”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和学民思潮所主导的罢课集会和重夺“公民广场”等抗争，更为79天的“占领行动”揭开序幕；直到去年，鉴于深层次矛盾持续未解，而特区政府又强行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引发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反修例运动，同样是以年轻学子为主要抗争力量，例如至今被捕的9,000人当中，就有四成是学生，其中一半是未成年人。
不过，年轻人的政治化、社运化、激进化，与通识教育究竟有多大关系，社会众说纷纭。
建制阵营便批评通识教育误导学生，是散播仇恨和偏见的“洗脑科目”。内地央媒《人民日报》去年9月中旬发表的评论文章《香港通识教育，是时候检视了》，更直斥通识科的三大不是—首先，教材不送审、无标准、有错误、有偏见，“明明是说要鼓励正反思辨，但显然违背客观公正、戴着有色眼镜”，难以想像一些经过教材化包装的政治宣传品流入课堂后，将会教出怎样的学生；其次，课程无王管、课堂泛政治，因为政府当局给予通识教师极大的教学空间，导致不少激进份子借着教学造文章、塞私货，甚至煽动学生参加游行集会；最后，只有通识教育而没有国民教育，在强调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的时候，却没有做好国民教育，未能令学生形成足以进行批判思考的知识基础，导致他们脱离历史与国情，容易简单否定现实，失去中国座标思考，容易滑向极度崇尚西方标准的文化不自信。
至于反对归责通识教育的阵营，则批评特区政府只以“经济需要”作为改革教育和课程的立足点，令教育沦为巩固特区政权和资本主义的附庸和工具，却没有以学生的主体发展为依归。
不难看出，两套说辞背后，是两种教育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博弈，而后者明显是以西方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教育理念，强调个人和自主，却忽视了国家和社会。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其实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事—因为由殖民时期开始，整套香港教育制度就是以西方文化逻辑作为参照物，从而创造了一群自觉能够应用西方价值体系的香港精英，即使了解殖民统治背后的宰割、镇压、垄断等本质，仍然自觉矮化成为追逐西式上流的次等公民，甚至对原属文化和民族感到莫名的羞耻，完全丧失以“中国香港”为主体的意识。
评审制度弊病百出
然而，无论意识形态怎样博弈，教科书不设审查和规管，始终说不过去。在《人民日报》发炮后不久，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便在教育局网志撰文，表示理解公众对通识科教材未有送审而抱持质疑，“尤为关注高中通识教育科的学习材料，忧虑教材的内容不够全面、客观及持平，误导心智未成熟的学生，甚至散播仇恨和偏见”，和质疑教育局对教科书的质素“放任不管”；当局因而决定“特事特办”，为出版社提供自愿性“教科书”专业咨询服务（下称咨询服务），确保教材引用的资料真确，以提升市面上通识教科书的质素。
起初有七间出版社接受咨询服务，包括明报教育出版有限公司、香港教育图书公司、时信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名创教育）、现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龄记出版有限公司、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总共10套通识教材。最后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退出计划，而剩余的８套通识科教材自去年10月中向局方提交后，经过了九个月的审阅和修订，终在7月完成整个流程，并列入局方的“推荐”清单内，而出版社相继于8月初上载新修订版于网上，但从推出服务到完成审阅流程，教育局都没有公布评审原则。
事实上，撇除通识教材不设审查的问题，现存的教科书评审机制本来就弊病百出。香港教科书的编选，包括编写、审定、选择、购买和使用五个阶段，在首四个阶段当中，尽管教育局均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出版社仍享有相对自主的开发和编写空间，至最后一个阶段，则主要交由教师决策。所以，市面上流通的教课书均非官方所出，而是出版社参考教育局课程发展处就编印和送审事宜提供的指引，自行编订，再送给校方自由挑选；而如果出版社希望该些教科书被教育局列入《适用书目表》，则须送交课本评审小组，然后供学校参考评审结果。不过，尽管教育局强调评审小组由专家组成，但近年不时被社会批评质素参差、要求监管。
几可想像，假如教育当局未能改革课本评审制度，即使将通识教科书纳入评审，也难以确保课本质素。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假如特区政府仍然纠缠于意识形态的认知迷障，而无法深刻检讨通识课程乃至整套教育制度仍然以西方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本质，根本难以建立一套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逻辑，遑论要培养“中国香港”的未来主人翁！
上文节录自第23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9月28日）《单凭审核教科书 就能解决通识教育的问题？》。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