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红线．一】一句说话换来一封谴责信 被监视的教师们
反修例运动之后，教育界都说过去一年有条红线如隐若现，特首林郑月娥形容教育制度是“无掩鸡笼”更有如一道紧箍咒，落在每位教学人员身上。问他们实际红线是什么，人人给出不一样的答案，有人说是关于反对政府的话不能讲，有人说是完全不能谈论政治与社会事件，有人则说红线一直都在，是有人蓄意制造恐慌。没有统一的解说，便是“白色恐怖”的根源。人人心中都有条红线，当在揣摩真正的红线位置时，因为恐惧，言行都变得极为小心。
在教学之际，总觉得有无形的闭路电视在远方一直凝望着自己，逼迫自己审视授课的一言一行：哪些讲多了？哪些没讲了？他们说正反面的立场都要教。啊，刚刚好像讲了两个正论一个反论，会让人觉得偏颇吗？这样会被投诉吗？下次上课记得要先澄清，免得留下话柄⋯⋯
这些都成为了不少教师的日常心理挣扎。
罗Sir（化名）当了教师二十多年。在这些年间，香港社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从前，罗Sir一直都是嬉笑怒骂与学生聊聊时政，直到反修例运动之后，社会多了一把称他们为“问题教师”的声音，他最初觉得那是有人要表达“政治正确”，私下与同业朋友聊起，只是一笑置之。
一则有感而发的帖文
换来一封谴责信，留下一个坏记录
直到有天校长着他找个时间聊一聊，来到校长室，看见校长与副校长煞有介事的样子，他便知道自己“也”被投诉了。早前，有其他老师因发表政见或言论而被投诉。他清楚知道那是因为自己的社交平台“出事”，因曾耳闻有人不满他的政治取态。
就是在社交平台上的一句政见，成为了他被投诉的证据。他清楚记得，当时目睹有青年在运动现场吃过催泪弹后仍坚持不退后，而远方正是警察对着示威人群不断发射催泪弹、胡椒球。作为老师的他，想起现场或许有他的学生，而且大多也是和他的学生年纪相若的青年。他的忧心与痛心，促使他发了一则帖文。
“后悔吗？”记者问道。他笑了笑，说这问题早问了自己数千遍。在等候教育局裁决时，他不断地思考、自省，曾想过日后的事业会否就此中断？过去在教育界的打拼会否就这样失去？以后该如何自处呢？很多很多问号，他坦言那是他教学生涯最感frustrated（受挫）的阶段。
最后，教育局判给他“专业失德”四个字，发出了一封谴责信。于他而言，这四个字是抹去了过去二十多年来在教育界的努力。他说，那无关于你个人的教学能力，无关于你过去曾令多少学生学有所成，亦无关于你如何春风化雨。那便是一个坏记录。
红线一直都在
“‘地图炮’咁阔，怎样也中招”
如果以后有学生走来问政治立场，还是会像从前那样直接回应吗？他点头表示，现在仍然会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政见，但表达方式则改为转发新闻，再在新闻的基础上作出评论。他心里害怕会再被投诉，但事实是回避不到太多。
他说得倒豁达，“当‘地图炮’咁阔（意指对某个群体进行攻击），我怎样也会中招。如果真系去到咁，惊得几多？讲唔讲，做唔做，都一样。”在他眼中，“迟或早，都一样（会被投诉）。”教育界在反修例运动中期，已被视为首当其冲要为运动负责的群体。即使罗Sir不因为那则帖文被投诉，也许会因为其他原因而“出事”。
罗Sir记得，2014年占领运动时有教师带学生到金钟占领区进行田野考察，还特别制作工作纸，让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运动的实况。“现在根本不可能。政府与蓝丝社群用文革式批斗，去捉老师出的某一条题目某一个字，然后刊登在某大左报，因此上课时会更为小心。当政府开始逐渐收窄人民的反对声音，（作为老师）遇到较为敏感的议题，也会修饰一下字句。”他续说：“就像我以往提到占领运动时都会问学生，当时警察有没有使用过份武力。现在是一定不能说的，因为必定会触怒一大群人，考评局一定不会出（这样的考题）。那就会忽略不去教。”
继续阅读︰【教育红线．二】做了二十年的校长：怕被投诉 现在当教师很难
上文节录自第22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7月20日）《 不能教的“秘密” 教育红线缠绕校园》。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订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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