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专队跟进被捕青年 四方面着手与年轻人复和（上）
反修例示威运动爆发一年有余，数以千计市民面临法律控诉，当中以年轻人居多。根据保安局资料，截至今年5月底，因反修例示威而被捕的人数直逼9,000，其中有约3,666人报称是学生，占整体约41%，未成年被捕者比例上升至30%。
仅靠刑事后果未必能令年轻人守法，政府若不从心结方面着手、修复社会伤痛、迈向和解，更可能会埋下更多社会问题，导致危机再次来临。去年10月，特首林郑月娥在会见传媒时指，见到很多年轻人被捕，感到很心痛，她愿意在不违反法治精神的情况下，为未成年被补人士提供额外支援。然而大半年过去，政府却未付诸行动。因此，《香港01》倡议在法律、心理和社会关系层面支援年轻人，帮助其解决问题，真正修补社会裂痕。
一、增强法律援助
帮助年轻人，践行大和解的第一步便是在年轻人被捕时提供足够法律援助。这一方面可帮助年轻人渡过难关，化解年轻人及其同情者与政府的对立；另一方面，当人人及时得到法律意见及代表的权利，才彰显法治公正。
目前，香港常见的刑事案件类的免费或资助法律支援主要由政府的法律援助署、当值律师服务及大律师公会提供，包括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支援及诉讼、出庭应讯服务。然而，由于经济审查与案情审查等限制，不同的反修例被捕者所获得的法律援助并不相同。
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解决。经济审查和案情审查的设置，是为了确保资源分配给更有需要的人。法援署的经济审查规定，申请人的财务资源不得超过307,130港元。但若果法援署署长认为予以一个案例法律援助有助维护司法公义，他便有权豁免申请人的财务资源限制（不过申请人需按财务资源缴付较高的分担费）。因此，考虑到反修例案件不是一般罪行，又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署长应积极考虑相关案件是否符合“ 给予法律援助有助维护司法公义”的定义，进而放宽经济审查。
法援署设定的案情审查亦较为繁琐。比如案情审查需看申索或抗辩理由的合理性，也会适当考虑对申请人的重要性。根据案件的资料和相关的法律，署长必须信纳有关个案或抗辩有合理的胜诉机会，才会批出法律援助。但即使申请人有胜诉机会，如署长认为裁决无法执行，也可拒绝批出法律援助。当个案所涉及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复杂，更可能在作决定前先咨询私人执业大律师或律师的意见。同时，基于案情审查需要，署长可能会向案中的有关人士索取资料，例如法庭的聆讯誊本、裁决记录或医疗记录等，这些都会阻碍审批通过和延长审批时间。
有鉴于此，考虑到近万宗反修例案情发生的场景、背景等较为相似——比如在已检控的1,600余人中，595人被控暴动；252人被控藏有攻击性武器罪，236人被控非法集结等；被控的青年主要集中于几场相同的示威事件中，案情有一定相似性。法援署可与香港律师会、法律学院教授、法援局代表、民间组织代表等专业团体和人士共同协商、研究，就反修例各案件的相通性，在案情审查程序上推出较为简化的版本。
在法援服务范围上，无论是当值律师服务、大律师公会还是法援署提供的服务，都不包括陪搜屋、录口供等。然而，由于目前警民关系较不理想，无论是涉事青年还是其他被捕者，都对律师陪同搜屋、录口供有一定需求。而且，律师在场，亦能避免双方产生误会和进一步撕裂。其实早在2008年，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民权法律中心就已向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意见书，倡议政府的法律援助应包括拘留期间面临的各种法律问题，比如录口供、盘问，以至被扣期间能否获得合法对待等。其理据在于这些均直接影响公民合法权益及以后案件的处理。遗憾的是，该提议没有后续跟进。不过，此次的反修例案件是个很好的机会，法援署可以以此作为实验，扩展法律援助，为以后整体法律援助服务的改善总结经验。
当然，无论是放宽审查，又或是拓展法律援助服务范围，都需要投入资源和人力。当值律师服务虽由政府全面资助，但行政管理由大律师公会和律师会共同委任的独立当值律师服务执委会负责；两个律师组织又是独立于政府外的专业机构。因此，相对于政府辖下的法援署，在提供反修例运动案件的法援中，他们或较能取得中立信任，同时又具备专业经验。政府可以考虑加大对两个机构的补助，让他们分担给予法律意见、出庭聆讯、陪录口供、搜屋等法律援助的负担。根据“612人道支援基金”工作简报，截至今年3月底，基金在法律费用方面共直接服务2,543人次，有关花费逾2,300万港元。政府可参考有关数据，津贴当值律师和大律师公会，共同提供更多法援服务。
目前，为被捕者提供法律援助的担子有一部份由社会团体承担，比如612人道支援基金、星火同盟抗争支援、民间人权阵线等。然而，有市民对这些团体的立场表示担心。因此，政府针对反修例案情的特殊意义，考虑以上增强对年轻人提供法援的方案，既承担了应有责任，避免了社会不同立场人士对民间法援的担忧，亦彰显法治公义，说服人心，显示真正大和解、帮助年轻人的决心。
二、弹性处理案情
在法治社会，触犯法例便需承担法律责任，这本无可厚非。但由上述可知，社会司法资源宝贵且有限 ，需考虑到法律资源更有效地分配；更重要的是，此次情况特殊，所涉案件非一般罪行，再加上示威者犯罪背景不一，参与程度不一。因此，政府在处理反修例中的违法案件时，需采取更具社会效益和政治智慧的处理方法，平衡法治与社会和解，比如学者宋恩荣等近日提出的以不留案底的弹性安排处理案情轻微的年轻人。
在现有的香港法律制度中，想要平衡法治与社会和解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签保守行为”或“警司警诫”两种弹性安排，为干犯较轻微罪行并有悔意的青少年而设。“签保守行为”由控辩双方同意案件以“不提证供起诉”及“自签守行为”的方式处理，在裁判官批准的情况下撤回控罪。后者则对未满18岁的少年进行“警司警诫”而毋须起诉。两种处理方式既可不留案底，也可加快警方、律政司和法院的处理流程。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6月6日出席政党活动时表示，早前已向各警区下达信息，指若被捕者的情况许可，可考虑“警司警诫”等方式处理。根据6月初警方提供的数据，已有15名被捕青少年接受警司警诫后释放。
然而考虑到“警司警诫”主要针对未满18岁的被捕者，或可因应社会影响和事件特殊性，将年龄适度放宽，扩大柔性劝导手法所覆盖的群体范围。
应如何界定扩大的群体范围？这可以交由专业团体及人士如大律师公会、律师会、法律学院教授探讨；同时亦可以汲取现行香港已有的定义，比如参考学生八达通资助计划中对“学生”的定义，设定超过18岁但不满26岁的青年，若仍就读全日制日间课程，即可考虑采用柔性劝导的处理方法，以减少对他们学业构成的负面冲击，同时平衡社会对学生群体的关注。
八达通学生优惠的申请，将“学生”定义为年龄介乎12至25岁、现正就读于本港认可院校全日制日间课程的任何人士。
第二种方法则是特首使用《基本法》第48（12）条所赋予的特赦权力赦免或减轻刑罚。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干犯较严重罪行或不愿意接受“签保守行为”或“警司警诫”安排的青少年。目前，香港已有法定成立的长期监禁刑罚覆核委员会，就应否宽免判刑十年或以上人士的刑罚向特首提交建议。因此，在完成司法程序后，专家团队可检视在反修例运动中违法罪成人士的背景、动机和刑罚，以及对自己的犯罪有否愧疚，并向特首建议是否赦免或减轻刑罚。如此便可消弭示威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复仇情绪，亦向社会表示“大和解”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不采取以上弹性的处理，于司法资源的分配、被捕者个体及社会和解都将弊大于利。在保安局截至今年5月底的数据中，近9,000被捕者中，有1,365人已被起诉。这一方面说明，这些案件占据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易造成法院资源分配不当，有违更生公义原则；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绝大部份的被捕者仍面临着漫长的审讯。这对于涉事的年轻人来说，不仅容易增加焦虑，更会对他们的学业构成负面冲击，导致他们重投社会时遭到排斥。
因此，政府应该在现行框架中，寻求更加平衡的处理方式。例如扩大“签保守行为”或“警司警诫”的覆盖范围，让被判无罪或罪行较为轻微的年轻人，能更快地在避免留案底的情况下重新融入社会。另外，特首可通过拥有的特赦权力，让部份满足条件的轻罪年轻人得以释放。这样既可减少年轻人遭到社会排斥的风险，而且避免了令他们及认同他们的社会人士对司法及政府管治产生根深柢固的不信任和愤怒，损害法治认受性及公允性，造成社会长远撕裂。
上文节录自第22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7月6日）《 设专队跟进被捕青年 四方面着手与年轻人复和》。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订阅周报，或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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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运动爆发一年后的今天，被捕人数直逼9,000，面临法律检控，当中多为年轻人。仅靠刑事后果未必能令年轻人守法，《香港01》倡议在法律、心理和社会关系层面支援年轻人，帮助其解决问题，真正修补社会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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