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师”的中港“利益区隔论”谈起 排外本土如何掩盖香港病根
《港区国安法》通过前夕，有本土派“国师”之称的陈云宣布退出香港社运，称大多数人不需要其社运理论指导，而把命运交给泛民港独，将香港推入国际政治斗争的黑洞。陈云于2011年出版《香港城邦论》，提出中港“利益区隔论”，认为香港应以本土利益为先，达致与中国政府互惠互利。该书成为当年畅销作品，亦被指是本土派奠基之作，强化了“香港人”的主体意识。时过经年，是时候反思其利益区隔论的种种陷阱，认识香港经济民生困局的真正根源了！
在《香港城邦论》的前言中，陈云引入“鳄鱼说”的比喻，认为香港应守好边界，以“香港本位、香港优先、香港第一”的思维发展，达到反共保港的目的。这一比喻即是陈云利益区隔论的缩影：发端于中港矛盾，论述两地利益之争，在斗争中建构香港本土身份认同。
“空中楼阁”的本土主义
该书的出版呼应了当时泛滥于网络的“蝗虫论”，在吸引了大批读者的同时亦为“内地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冲击香港、挤占香港资源”等说法提供了理论根基，以至出现“光复上水”、“反自由行”等抗中排外的集体行动。其后，以利益区隔论为基础的本土主义政治论述逐渐甚嚣尘上，将香港种种社会民生问题简单归因于中港两地的政治冲突，例如新移民抢占公屋导致港人上楼难，内地客抢购奶粉掠夺港人资源等等。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若不是，又是什么在加固我们的偏见？
值得一提的是，建构在利益区隔论基础之上的香港人身份认同，不仅加剧了陆港民间的对立甚至仇视情绪，而且模糊了中国香港的主体性。简言之，就是只强调“两制”间的制度冲突，提倡“河水不犯井水”的“区隔”和“割裂”，并将香港社会问题归咎于“一国”下的“意识形态矛盾”，认为香港社会丧失核心价值，导致民不聊生，皆因港府对北京唯命是从，容许大量新移民及自由行来港抢夺资源，导致基层排不到公屋、中产买不到私楼、青年找不到工作、长者看不到医生。如此本土主义论述如同魔术师手上花哨的障眼法，旨在将港人的视线由社会深层次矛盾上转移开。
港府不思改革 民间怨气叠加
香港经济民生矛盾由来已久。而当下最为突出的民生矛盾，实则是回归前普遍存在的劳资矛盾深化的结果，亦即是贫富差距增大、小市民与大财团之间的矛盾。
如此局面下，特区政府不思改革，只依靠国内涌进香港的资金及其所带动的投机炒卖活动维持本土经济增长。然而，整体的经济增长未能惠及中下阶层。港府沿袭英殖时期的“官商共治格局”，各种政策皆向工商界别倾斜，导致了五大地产财团的经济垄断。统计处在2018年10月出版的《行业集中度统计数字》报告显示，不少和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均被大企业垄断，如食品、酒类饮品及烟草零售业、快餐业、陆路运输业及电讯业，行内十大企业占据超过全行业一半的收入，且这一局面已维持多年。与此同时，行业内却未能为工薪阶层提供更多保证，导致生活成本激增，上流机会减少，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上文节录自第22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7月6日）《从“国师”的中港“利益区隔论”谈起 排外本土如何掩盖香港病根》。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订阅周报，或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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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国安法》的通过，几乎预示着本地“港独”思潮末路。本土派“国师”陈云宣布退出香港社运，为此作了注脚。然而，这股激进思潮从何而来？如何将香港拖入政治撕裂的境地？今后又将往何处去？
细审《港区国安法》，不难看出条文基本上以中国《刑法》作为基础，可谓是中央在法律层面尝试统合“一国两制”差异的首次尝试，不管隶属任何政治立场，都有必要冷静理性看待这条新的香港法律。
反修例运动爆发一年后的今天，被捕人数直逼9,000，面临法律检控，当中多为年轻人。仅靠刑事后果未必能令年轻人守法，《香港01》倡议在法律、心理和社会关系层面支援年轻人，帮助其解决问题，真正修补社会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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