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飞正传》三十周年祭 再谈“冇脚的雀仔”的追寻和失落
本来有机会第三次进戏院，再次在大银幕上看《阿飞正传》（在电视看，已数不清有多少次）。但因为迟了一班火车，赶不及入场。哪知就连仅有的场次也错过了。
说的是《阿飞正传》三十周年纪念放映。电影原是在1990年12月的圣诞档期上画，其实现在只过了二十九年六个月。说三十周年仍为时尚早。
说的也是三十年前最初上画时。当时，我走进戏院看了两次（均是在早已消失的UA沙田），当然也知道观众普遍的反应，乃割櫈、讲粗口、叫回水、看了半粒钟便离场的故事。也许只能怪我扮前卫、伪文青吧，但说得白点，同样是一种不合时宜。
十多年前，我在〈从放浪少年到哀乐中年：《阿飞正传》．《花样年华》．香港十年〉（见《香港的郁闷：新生代VS婴儿潮世代》）已从正集、续集的角度，写过《阿飞正传》和《花样年华》的比较，主要是从香港政治经济蜕变的宏观视角讨论。到了今天，翻查一下众多的中文评论，采用这种角度的仍是极少数，反而英文评论则相对较多。
就正如王家卫的所有电影，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三部曲（还有一部是《2046》），讲的都是追寻和失落的母题，特别是对已逝或将逝事物的眷恋，那份追悔莫及与哀愁，以及时不我与的慨叹。学者阿巴斯（Ackbar Abbas）甚至用上“重复的电影世界”（Cinema of Repetition）来形容，指出时空的流逝和失落的情怀，在所有王家卫电影中不断重现，仿佛只是同一出电影的无限轮回。
评论者更多从个人感怀、特别是感情错失的角度，去理解王家卫创造的这个世界，也就是电影正面陈述的世界。但始终较少把它放进更宏大的历史脉络（尽管隐晦但仍异常鲜明），窥探电影背后埋藏着的政治经济视野。
玩世不恭的二世祖
电影的前半部，大量情节都放在张国荣饰演的旭仔/阿飞放浪青春、浪费生命上。具体表现是消费与苏丽珍和Mimi的感情，大量文艺腔对白，只是源于沟女的需要。若说这只是王晶《精装追女仔》的“精装版”，两者皆属港产片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又有何不可？
除了以青春作为本钱之外，旭仔还真拥有真金白银的本钱。消费感情固然有赖经济基础，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同样是玩弄女性的主要条件。相比之下，刘德华饰演的警察即使想沟女，也只能在行beat时进行，生计才是他先决考虑的事情。挥金如土、玩世不恭的二世祖，正是作为“阿飞”的主要标志。
旭仔属于“后物质主义”的一代吗？在相当程度上亦是。在物质丰盛的基础上，才有余裕追寻别的目标、更高的人生价值。但讽刺地，物欲表象的背面却只有一片苍凉，仅剩的只有心灵的空虚和迷惘，找不到任何渴求的方向和意义—于是旭仔尽把寄托放在寻找生母之上，但亦只能宿命地构成了幻灭的泉源。
没有身份的私生子
经济上的挥霍，只能算是《阿飞正传》的副题。到了电影的后半部，对身份的迷惘和困惑，飘泊和无根的郁结，才是正式登场的主题。具体表现是生母交托旭仔给养母，但自始至终却不愿意认他。尽管电影中没有明言，那大概是某种私生子、不被承认的身份。那正是作为“阿飞”的另一个主要标志。
其中不无荒诞感的是养母讲的是上海话，想当然旭仔的出生地是上海。但他却跑到菲律宾寻亲去了，生母更不似有半点华人血统，看来是个住在大庄园的贵族。然而，生母不肯认他，他便要弄假护照去美国，最终却“无厘头”地客死异乡……这种身份和归属上的迷乱，说白了亦是政治上的迷乱和焦虑。这是《阿飞正传》那份孤独感和颓废感的真正泉源。
正如阿巴斯在早期的经典论述中指出，尽管《阿飞正传》与1955年的占士甸电影同名，但前者的英文翻译“Days of Being Wild”似比“Rebel without a Cause”，更能表达那种反叛、不羁和渴望无拘无束，而非什么有意义的起义或反抗。旭仔处处表现出自信、自主和“独立”，但实际上，那只是欠缺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条件反射，自尊太强只是极度自卑的表现。这在生母不肯认他之后，便头也不回、故作坚强地离去的一刻，表现得最清楚不过。
流徙的贵族和庶民
十年前，我在纪念《阿飞正传》二十周年的文章《光影中的四代人：从王家卫到彭浩翔》（见《这一代的郁闷：从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战》）中提及：“一直以来香港本土意识的建构，无奈均只能依赖与国族意识的对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缠不清。旭仔毕生沉溺于生母、养母的情结中，难以自拔。难道香港人的寻根之旅，本来就是一出虐人自虐的残酷物语？”假如在养母荫庇下，香港是旭仔成长“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则菲律宾大概亦宿命地，必然是他“生错的地方、找错的地方”。
物欲/经济上的挥霍，身份/政治上的迷乱，两者结合，才真正构成了“阿飞”的基因。想到这一点，我禁不住要编造一个新的名词：“流徙的贵族”（aristocrat diaspora）—在电影中，则被形象地称为“冇脚的雀仔”。
尽管没有道明，但经济和政治上的落差，丰盛和缺失的交缠，“二世祖”和“私生子”的对比，正是“阿飞”作为一个问题的根源。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对比，带来强烈的迷乱和焦虑，并构成其病态的人格，以及无可救药的悲剧人生—香港常见的豪门大家族，妻妾成群、分很多房的那种，难道此等现象还罕见？
刘德华的“毅进仔”则是旭仔的反面。虽然他心里似乎也埋藏着一个“阿飞”，不当警察还是跑了去行船，寻找一个不知想要寻找的什么。但毕竟“揾食”仍是他最迫切的事情，对旭仔的放荡不羁难以认同，更不甘愿陪他去同黑帮“揽炒”。相比之下，尽管旭仔已经千金散尽，穷途末路，只是刘德华“在唐人街捡回来的酒鬼垃圾”，却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生存、自尊和自恋，展露出一丝怀疑。
大概亦正是这种贵族的傲慢和雍容，让“阿飞”变得如此令人神往，可望而不可即（并且受尽女孩的倾慕，不在话下）。他那份宿命的颓废和忧郁，则渗透着我见犹怜的神奇魅力，精致易碎得叫人心痛—而恰巧，竟都能在早逝的张国荣身上找到。至于刘德华，则无论如何努力地演出，也无法掩盖他的大明星气场，去捕捉那份“毅进仔”的神韵—而从此，他亦再没有在王家卫的电影中出现过。
从未出过场的赌徒
在《阿飞正传》的末端，梁朝伟以赌徒的形象登场，不多不少，只有2分19秒，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的一大悬案。其实不用多加猜想，那显然只是《阿飞正传》续集的预告，提早介绍下一位男主角出场而已。只因电影亏损过于巨大，再没有人愿意投资，以至堪称续集的《花样年华》，要等到十年后才面世。
赌徒虽然只是照照镜、梳梳头，然后便没有了下文。但那种朝生暮死、玩世不恭的姿态，却和前半部的旭仔紧密呼应，仿佛是一体两面。尽管只是住在九龙城寨的阁楼，看来早已家道中落，左支右绌；但“夜蒲”仍是生活的必需品，仪容装扮绝对不能马虎；傲慢和自恋仍如出一辙，贵族的气质完全没有被磨灭。
然而，不无反讽的是，当十年后梁朝伟以周慕云的形象再次出现时，他已不再构成另一个“阿飞”，反而是对“阿飞”身份的彻底颠覆。正如我在二十年前的文章已指出：“迂腐、拘谨、怕事、要面子，思想上开放，行动上保守。《花样年华》会否只是把步入中年的‘阿飞’，更具体赤裸地呈现出来？……中产阶级曾几何时是社会进步的先驱，并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不断迷失，然后又再上路。而现在，俱往矣！周慕云同时让我联想到的，竟是民主派的议员们。”因此，或许可以说，赌徒根本从没有出过场，或者其实一出场已经死了。
叶问属流徙的贵族
自《阿飞正传》之后，“流徙”的主题—即使从实质地理空间的角度而言，皆几乎覆盖王家卫的所有电影。《花样年华》从香港出发，去了新加坡和柬埔寨，《重庆森林》去了加州，《春光乍泄》去了阿根廷，《2046》去了未知的科幻空间……唯一的例外是2013年的《一代宗师》，“流徙”的路径倒转了过来—出发点是佛山，目的地是香港。
在《一代宗师》中，梁朝伟已化身成“阿飞”的上一代—二战后南来的大陆移民。大概亦是随着王家卫的年纪渐长，相对于以往年少气盛时的电影，《一代宗师》少了一份执着，多了一份包容；少了一点无奈，多了一点豁达；少了一种遗憾，多了一种解脱。
其实，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强求存等于故步自封。电影中叶问胸怀的乃是“天下”，只是在历史的洪流和宿命下，才勉强流落到化外的香港，并开创了另一片新武术天地。和一众“阿飞”的心态截然不同，他能够安贫乐道、甘于平淡，愿意在这座南方小城落叶归根。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人虽敌不过历史洪流，但刀却可以藏在鞘里。
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叶问虽说是“缩骨冇品的广东佬”，但更是流徙的贵族。在他身上，不但可看到一身绝技，更可看到一代宗师的气度和风范。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只有眼前路，再无身后身。即使脱离了“40岁前不愁衣食的春天”，那曾经叱咤一时的风云岁月，总能找到一片安身立命的容身之地。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而现在，俱往矣！在已经变得奢华和挥霍的香港，已再难找到那一代人特有的贵族气质。
永不会退场的土豪
执笔至此，大概是时候把目光转向当下香港，以反衬《阿飞正传》作为政治预言，早在三十年前所展露的惊人洞察力和预见力。但脑海中忽然闪出来的，却竟是一名近月才认识的中坑。虽然和王家卫的年纪差不多，却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屋邨打架打大，读书不多但白手兴家，还带有几分暴发户架势的那种。
在香港人的群像之中，那种人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什么是揾食以外的世界，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贵族的傲慢”。对于那种人来说，有奶便是娘，哪管你是生娘抑或养娘；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哪管你是白猫黑猫。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第一代，因此称为“土豪”实不为过。炒楼正是致富的主要途径，因此对他们来说，香港人还需要寻找什么身份？有楼自然就会有身份！提倡“收成期论”的陈健波，岂能不是其中的表表者？
相反，含着金锁匙出生的，自小由工人照顾、三餐无忧的，才会渴望反思人生、追求人生。他们或许仍活在温室之中，继续享受着父母的余荫；或许在金融风暴时已家道中落，却也无法再放下身段、随波逐流。他们总是超脱于世俗，“见到金都唔识执”；他们总是另有怀抱，“生活在别处”；他们的目光总是和旭仔一样，凝望着那空洞、遥远和未知的将来。
然而，在土豪的主场中，他们竟找不到半点容身之地。对土豪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维持“正常”生活；但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逃出“正常”生活。大概因为这样，他们很容易被扣上“外国势力介入、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但他们既然不被认同，便可以决绝得头也不回；他们宁愿“揽炒”，也不愿意卑躬屈膝。
但问题是，和旭仔一样，他们又是否渴望真正“独立”呢？
《香港01》周报特约撰稿人邹崇铭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于第22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29日）《追寻和失落 《阿飞正传》三十周年祭》，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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