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戏梦余音】黄爱玲电影文存 讲述梦里梦外华丽缘
一转眼，本港知名影评人黄爱玲逝世两年有余。
这两年间，笔者自己既看电影，更写影评。每每在香港电影资料馆一楼观影结束，“映后谈”熟悉的灯光亮起，总会想起这位西湾河的座上宾，“她如果在，会怎么分析这部作品呢？”或是写作遇到瓶颈，自觉言不尽意之际，也会停下来，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想起心目中最具份量的华语影评人，“她如果在，会如何布局这篇文章呢？”
撰文：齐因
三重身份 不知今夕何夕
今年初，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出版的新作《戏梦余音：黄爱玲电影文存》，一定程度上解答了这些我不时浮上心头的问题。
这本遗稿集在书名上，与其另外两本著作《戏缘》及《梦余说梦》一脉相承，仿佛曲终人未散，继续编织戏与梦的故事。文存编纂者、她的挚友李焯桃在谈到出版初衷时说，“黄爱玲有多重身份，包括华语电影学者、电影节目策划及教师，我们都希望在这部文集呈现出来，希望大家对爱玲有更广阔的认识。”
的确，按照黄爱玲的身份脉络，文集上下两卷分为三部份：戏缘篇、问学篇和梦余篇。第一部份是观影随笔，时间跨度由上世纪五十年代法国新浪潮（La Nouvelle Vague）的杜鲁福（François Truffaut），至侯孝贤近作《刺客聂隐娘》，笔调感性，娓娓道来；第二部份是理论体系严谨的学术论文，既为问学，谈论的还是她最津津乐道的南迁港人的家国情怀，从李翰祥建在清水湾片场的亭台楼阁，到朱石麟与岳枫的其人其作，还有她最最偏爱的费穆；第三部份题为《梦余》，讲的自然是光影迷离之外的现实羁绊，有对电影中心工作的回忆，有对电影节选片原则的阐释，还有对外界质疑的反驳，斯文优雅的影评家走出喃喃自语的诗意世界，据理力争时，虽有礼有节，竟也可管窥其铁骨铮铮、毫不退让的一面。
正如编者李焯桃所言，黄爱玲的几重身份交相辉映，更凸显她始终将作品放在首位的赤子之心。另一方面，作为浸淫多年的圈内人，哪怕是与所写的人物再熟悉，对其私生活的一面，她都保持客气的距离，不卖弄八卦，也不炫耀私交，仅仅以最熨帖细腻的笔，紧扣电影本身，跟随她的文字阅览古今中外，仿佛一段段宁静而纯粹的银幕漫游，深深沉醉，不知今夕何夕。
红气球旅行 但伤知音稀
黄爱玲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她最具启蒙意义的，是1956年的法国电影《红气球》。
故事讲述一个小男孩在上学途中解救了绑在电灯柱上的红气球，从此红气球认定他，日日相伴，一天，其他小孩因为嫉妒，射破了它，正当小男孩伤心之际，漫天色彩缤纷的气球涌入窗前，把小男孩带到蒙马特的天空。在许多文章中，她沿用这个意象自喻：“以前看电影都是妈妈带我们去的，有时候也跟着哥哥们去跑公余场，就在这一年，我开始自己去看电影，几乎是饥不择食地，我找到了我的红气球。”
正如一个红气球幻化成千千万万的气球梦境，读黄爱玲随笔，最让人触动的，也是那些由电影引发的千丝万缕。
比如她写安东尼奥尼1972年的《中国》，这部纪录片曾被北京《人民日报》在1974年划分为恶毒的反华电影，真相如何且交由历史评说，黄爱玲则这样写：“他的影相很多时都是够令人伤心的。一小队载着农民与农作物的马车，操着缓慢得近乎死亡的节奏向前挪动，让平淡的岁月嵌印在苍凉大地上，看了这幅景象，我不能不问一声：为什么我们的国花竟仍停留在寒江独钓的诗情画意中？”
或是写2014年以九旬高龄去世的传奇名伶李香兰。关于她的汉奸风波、中日身份认同的拉扯以及与川岛芳子的命运交叠，“川岛芳子以悲剧终结，李香兰则存活下来，她像一个跨栏运动员，越过一个又一个高栏，从中国到日本，从银幕到舞台，从演艺到政坛，不是没有失手的时候，但每次摔倒了都没有惊惶失措，而是稳稳地重新站起来，踏出另一种台步，唱出另一段戏文”；本月恰逢日本女星原节子百岁冥诞，便想起她追忆小津安二郎—“生死离别，恒常的循环，凡人难逃，海枯石烂的不是浪漫爱情，而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寂寞，那是小津世界不变的主题。”
不难看出，不同于其他影评人短平快式的“毒舌”，或是紧贴时事的口语化表达，黄爱玲的字里行间，或是饱含悲悯，或是满纸敬慕，又处处可见细水长流的文字酝酿，连题目都下了一番苦功，写韩国电影《天涯歌女》，叫《唤回晓梦天涯远》；谈方沛霖的歌舞片，是《仙乐飘飘处处闻》；论张爱玲的夫妻哲学，是《琴瑟在御 莫不静好》，如婉约派的工笔细描，字字虔诚，皆因她的“懂得”。
毕竟，她是如此痴迷于电影的人，牛津出版社总编辑林道群曾回忆，多年前往庐山避暑，目不暇接的山涧奇景，黄爱玲偏偏流连山顶上那座破旧的电影院，1980年内地推出首部有吻戏的爱情片《庐山恋》，这座小小的戏院，把电影放映超过六千次，打破世界纪录，这是影迷欣赏世界的维度，也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默契与懂得。所以，黄爱玲选取的电影一定不是热门，按自己的标准选片，用她的话说，“看电影如交朋友，也讲缘份，有时候是话不投机，不是它们不好，只是没法亲近”。
所以，我们看到，她在新艺城异军突起的八十年代大谈张艺谋的《红高粱》与石挥的《我这一辈子》；在大半个世纪后的2017年推崇韦伟《小城之春》（1948）中穿着旗袍的风流。红气球之旅，与其说是逆流而上消解流行，不如说是遗世不独立，以真挚的热爱，唤起读者处于同一频率的共鸣。
常言道，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该欣慰的是她笔下的影人们，隔着迢迢时空，能有如此体恤他们的一片冰心。
历史的天使 择善而固执
德国哲学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援引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提出“历史的天使”的概念：天使站在废墟中，过去、当下与未来皆为碎屑，他想要停留，努力修补一切，强风吹过，却让他无法向前，风暴让天使不得不转向他所背对的未来，任由碎片堆叠至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所谓的“进步”。
阅读黄爱玲文存的下卷，脑海中反复出现新天使“我的双翅以振作欲飞，我的心却徘徊不前”的画面，胡兰成说“来日大难，舌燥口干”，黄爱玲对念兹在兹的老电影研究与保育工作亦是如此，呕心沥血，又心怀忧虑。
尽管早年法国进修电影的学养让她足以驾轻就熟地操弄学院派的那一套，但在中文大学授课讲电影中的中国文化政治，她还是以学生所熟知的作品切入，藉《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此类由命案改编的电影，引入1921年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的《阎瑞生》，讲的是“花国总理”名妓王莲英被阎瑞生勒毙上海西郊的麦田里；策划香港国际电影节走到第十八年，她直斥“制度上的因循导致许多问题”，却骄傲“选片方针的独立自主性”；面对中国电影局的责难，她发表《我有话说》，直言“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电影节会自动将影片按照某一参展国家的要求交其先做审查，因为这种做法完全违背电影节作为文化交流场合所必须捍卫的独立自主原则”；参加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评奖工作，众人聚焦《东邪西毒》与《重庆森林》之争，她坦言：“野心大，《东邪》也；格局小，《重庆》也，我是舍大而取小，因为深信作品好坏与大小无关。”
除了种种坚持，还有电影背后的繁琐事宜，胶片如何保存、版权怎样处理，参加威尼斯影展，“中国电影密史”缓解修复大量陈年底片，如此热热闹闹的盛事，她却职业本能地担心：要是这批底片运往海外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并悲叹：“谁叫我们技术未成熟，礼失而求诸野了呢？”爱之深责之切，往大了说，是文以载道的士大夫精神与文化责任感；往小了说，是因为视若珍宝，所以殚精竭虑。
还记得，黄爱玲猝逝前两天，仍抱病出席了费明仪逝世一周年纪念讲座，费明仪是费穆的女儿，而费穆又是被黄爱玲誉为“作品体现了一份既现代又传统的美学特质，独步中国电影”的导演，在为其编写的《诗人费穆》一书序言中，她写道：“回首费穆走过的道路，我们会发现他那美的历程是一生一世的事，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不疾不徐地稳步向前，择善而固执，且最终能够自我完成。”
这最后两句话，也足以定义黄爱玲的电影人生涯，梦里梦外，择善而固执，知行合一，华丽缘一场。
《戏梦余音：黄爱玲电影文存》（上、下卷）
作者：黄爱玲
主编：李焯桃
出版：香港电影评论学会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上文节录自第21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22日）《《戏梦余音：黄爱玲电影文存》 梦里梦外华丽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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