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宿舍人均空间仅45呎 揭示新加坡漠视外劳权益
新加坡的百万外劳中，有20万人住在43个“专门建造宿舍”，每个宿舍可容纳逾千人，还有健身房、杂货店等，务求让外劳减少外出。然而，宿舍每间房间约900平方呎，却要住12至20人，人均空间最小只有45平方呎，还要共用厕所。挤迫的空间令病毒能迅速传播，即使政府迅速把有感染个案的宿舍划为隔离区，也无补于事。
承接上文︰【新冠肺炎】无工开无保障无家可归 疫中外劳更显脆弱
2003年由孟加拉往当地打工的Zakir Hossain Khokan在4月中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他特意赋了一首诗，以表达居于宿舍的外劳的无奈：
政府部门要求他们保持一呎距离
不论坐立吃睡，
犹如恋人在话筒隔在两端，
不感动。
他们感困惑。
如何在狭窄空间保持距离？
有些用胶布量度房间
然后计算要符合政府指令，
房间可容纳多少房客。
其他人量度前额皱纹的形状。
行政部门说强制戴口罩。
但他们没有口罩。
宿舍、政府、公司，
谁会给他们口罩？
他们禁足，
如果他们没有口罩，他们如何戴上！
他们哑口无言。
他们害怕。
恐惧令喉干涸，
他们到洗手间喝水。
肮脏、阴暗、充满异味的洗手间。
过百人用一个洗手间。
连日没有人洁净。
能够洁净的人也感害怕。
害怕被病毒攻击。
他们害怕
说出想法。
被中介费绑住了，
把人生抵押给未知。
年月过去，
倾城之景如流水，惟贫穷不朽。
新加坡在2016年起实施《外籍员工宿舍法》规管宿舍环境，每年亦有约1,200个雇主和20个宿舍营运商因而受罚，为何外劳仍要活受罪？原因之一是，大部份工人担心雇主秋后算帐，不敢投诉；另一个原因是当中的利润惊人。
宿舍播毒 揭星洲漠视外劳
据《南华早报》报道，上文提到的43个“专门建造宿舍”分别由27家企业营运，当中有19家为牟利企业，一般来说，它们每月会向每名工人收取300至400新加坡元（约1,670至2,220港元）宿费，以20万外劳计算，每年宿舍建造和营运商可瓜分超过7.2亿坡元（约40亿港元）。更甚的是，外劳对住屋的需求庞大，即使降低宿舍的设施质素、压低成本，这些企业仍不愁客路。
外劳宿舍环境恶劣，当然离不开新加坡政府的缺失，但亦与新加坡社会轻视外劳有关。疫症爆发前，新加坡主流社会对外劳的印象好坏参半，社会对外劳的贡献没多大肯定，部份人甚至嫌弃外劳社群。
国际劳工组织（ILO）去年底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仅58%的新加坡受访者认为外劳促进本地经济，32%受访者认为外劳的工作伦理差，且不能信任他们。社会的观感如此，自然没有压力逼使政府尽力改善外劳的生活环境。
事实上，民间不是没有关注外劳待遇的声音。新加坡民间外劳支援团体“客工亦重”早在3月23日已投稿当地媒体《海峡时报》，呼吁政府关注外劳处境及宿舍的恶劣环境，惟政府漠视谏言，最终3月30日出现首宗宿舍群组感染个案。随着宿舍群组感染人数飙升，政府为了安抚外劳推出一系列措施，如规定即使雇主解雇外劳，仍要支援他们在隔离期间的生活；人力部长杨莉明也呼吁大众支持改善宿舍环境，并为此承担额外成本；总理李显龙更重申国家会同等照顾外劳和新加坡人，并代表全国感谢外劳。
可是，区别和贬损外劳的举措未有因而停止。现时新加坡公布感染个案时，会分为输入个案、社区个案（公民、永久居民和工作签证外籍人士）、居住宿舍以外的工作许可持有人及居住宿舍的工作许可持有人。从防疫政策而言，突显宿舍个案目的是提醒各界关心外劳境况，但政府在遣词用字上似乎有意塑造疫症是外劳群体的事，给民众不会延伸至宿舍外的感觉。而外劳更不属于“社区”一员，仿佛让民众误以为他们不会与外劳共同在社区生活。这种暗地里的区别，无疑强化了两个群体之间的隔阂。
欧洲及美国的外劳问题亦因疫情而放大，欧洲的右翼政党更借势挑起反移民情绪。西欧的农户每年均需要大量来自中欧、东欧和北非的季节性外劳帮忙耕作和收割，但疫情导致边界关闭，令外劳无法前往西欧打工，严重威胁到欧洲的食物供应链。部份国家想尽办法希望协助外劳到来，如德国政府批准农场主人自掏腰包，派包机接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工人来打工。但外劳的到来却引社会反弹，民众担心会传入病毒，4月底德国一间屠场便有约190名员工集体感染病毒，当中包括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多名外劳。
美国约有1,100万名无证移民，当中有200万人在加州。他们与中东的外劳不同，已在美国落地生根，甚至有纳税，但因为不合资格申请成为公民，故不在联邦政府的救助名单之上，又因为怕被逮捕，生病也不敢前往医院求助。
脆弱已久 疫情逼社会反思
外劳的“脆弱”由来已久，疫情之下，他们不但身心脆弱，劳工、医疗等社会保障也突显脆弱。一直以来，外劳靠着努力工作换取自身或家人更佳的生活待遇，为了保住工作而牺牲其他福祉，而社会亦似乎认同这种观念，导致民众往往未有为意外劳的权益。然而，疫情的爆发动摇了这个状态。一方面，外劳染病会波及整个社会，令政府和民众无法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意识到外劳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必要角色，反思过往是否亏待了他们。像在新加坡，民间便不乏对政府疏于防范、宿舍营运商刻薄的批评，甚至自发向外劳提供资源和社交支援。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订明，“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失业时有权享受保障，这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利，亦应是外劳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在1990年通过的《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订明，外劳在工作报酬、工作条件应至少享有就业国国民的待遇，可以参与工会；缔约国应“确保外劳及家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符合强健、安全、卫生的标准和人类尊严原则”，外劳在就业国“可享有该国行使其主权所给予他们的政治权利”。
不同社会普遍接受了外劳权利比国民权利少的状况，但少几多却没有一个通用准则。例如在政治和法律权利方面，香港禁止外佣获得居留权，亦不能投票；荷兰却容许住满五年的外国人参与地方选举。即使如此，只要每个社会认真执行上述《宣言》和《公约》的要求，已可大大改善外劳的处境，尤其是提升外劳的健康和福利保障，例如教育、医疗、使用公共空间、寻求法律援助等，从而减低国民与外劳的差距。
这些改变不只令外劳受惠，其实也有益于社会。首先，保障外劳等同保障社会，以今次疫情为例，若新加坡政府能提早改善外劳的宿舍环境，便很有可能预防疫情第二波爆发；其次，透过减少社会不平等，可以消除群体之间的隔阂，有助社会团结；再者，部份雇主会为了获取更大利益而压榨外劳，长期受压的外劳群体会积累怨愤，一旦爆发随时造成社会动荡，政府若能主动规管商界、提供外劳保障，无疑能拆除这些“潜在炸弹”。
短期之内，各地政府可以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而推出应变措施，包括延长外劳的居留期，泰国便容许外劳延长签证和居留期限到11月底。政府亦可以加强社会及经济保障，例如新西兰便把移民/工作签证持有人纳入其工资补贴计划；美国亦推出措施支援无证移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3月中宣布不会追究因新冠肺炎病征而求诊和做检测的无证移民，加州州长纽瑟姆（Gavin Newsom）在4月中更拨出7,500万美元向15万名无证移民派发现金援助。
无疑，相关措施受制于各国对外劳的需求，以及当地为外劳争取权益的力量是否强大及能否持续。像海湾国家，本已为了应对油价大泻而自顾不暇，对外劳的需求大大减少，遑论在疫情爆发后照顾一众在当地打工的外劳。于是，一众海湾国家干脆要求外劳回国，卡塔尔更被人权组织指控诱骗尼泊尔外劳做新冠病毒测试，然后带他们往异常挤迫的拘留中心，再遣送他们回国。卡塔尔当局否认指控，称对外劳有充足保障，惟尼泊尔政府没有否认事件。
劳动有价，外劳值得获取更佳的待遇，他们在各行各业，尤其是建筑、粮食生产和护理范畴占有重要的角色。疫情给世人一个反思外劳付出的机会，但反思后要能带来改变，不能单靠外劳自强，更要靠政府的决心，靠当地民众的长期关注和支持，这样才能创造一个更进步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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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15日）《无工开无保障无家可归 疫中外劳更显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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