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从百花齐放到只有蓝黄：颜色能否代表我？
“社会撕裂”的说法在香港并不新鲜，因为无论在什么形态的社会中，分歧都不可避免。但今天，香港社会被推向非蓝即黄的两极。从什么时候起，“你蓝定黄”变成了社交时的试探、“间舖蓝定黄”成为消费前的考量？从什么时候起，“黄丝蓝丝”站在了不共戴天的对立面，用“人一蓝，脑便残”、“人一黄，丧心病狂”的口号互相攻击？政见不同一直都在，但现在，是将本土派、激进民主派、温和民主派、中间派、建制派、亲中派和工商派的“百家争鸣”，收缩至两种颜色的“二言堂”。真的可以用“蓝”、“黄”来定位人们吗？不同阵营的人一定要对立吗？香港还可以有第三种、第四种颜色吗？
蓝色，黄色，能否代表“我”？
2014年雨伞运动时，有意见认为占领行动导致社会撕裂。运动中，港人为分清“敌我”，将政治立场简单地分成两派：支持伞运的一方为“黄”，撑警察的一方为“蓝”。支持运动的人会佩戴黄色丝带，对方也就自然而然地以蓝色丝带作为标志。于是有了“黄丝”、“蓝丝”之说，并从支持伞运和支持警察者扩大至泛民主派立场和建制派立场的人群。 从那时起，大家便开始捍卫自己的“丝带”。
“那时我在读大学，读新闻的自然会关心社会多点，就去参加伞运。因为是以和平抗争为主，所以我是坐在那里被人擡走的—是‘占中’被抓的其中一人，现在会觉得是好‘左胶’的行为。”黄文萱是公民党成员，也是沙田区议会第一城选区议员，说起参加伞运的经历，她放声大笑自己当时的“幼稚”。“左胶”是2010年后出现于香港媒体及网络社群的政治术语，泛指不现实、只讲理想的左翼份子。她忆述，伞运前无蓝黄分类，只有“泛民”、“建制”等党派间的区别，但即使是有了“黄丝”、“蓝丝”说法之后，谈论政治立场的场景基本上也只存在于选举投票和议会中。如此主动站出来为自己立场表态的行为，始于去年6月起的反修例运动。而在那之后，无“丝带”的人逐渐沦为“异类”。
民建联社区干事刘镇海认同伞运是立场分野的关键点，他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时，很多港人都会穿着印有“中国加油”的衣服出街，也会看赛事直播，中国拿到奖牌大家也会热血沸腾。“为什么会到今天这样呢？我觉得政府、中央的处理方式可能有点问题。中央和港人的互动出现问题，缺乏沟通，故不能现实地分析香港的局面—这就是我们浅蓝想要做的，成为桥梁，连结蓝黄，也为港人向上面争取多点民主自由的空间。”他自称是很浅的浅蓝—访问当日他刚好戴着浅到有点泛白的蓝色口罩。“深蓝的代表是何君尧、李梓敬这样的。虽然我们建制都是拥护中央的，但他们是极端支持者，中央有什么政策他们都会支持。当然，他们相信中央可以正确判断香港的形势，是为了香港好，所以就什么都撑。”他显然并不愿归边于上述人士，因为从根本上讲，他并不认同这样的分类，表示自己不主张分蓝黄：“这就是让社会去撕裂，让人民斗人民！”
刘镇海认为，很多时难简单地“强行归类”，他以“浅黄”为例，这些人很多时并非大家所认为的“反中央人士”，因此会被揶揄为“大中华胶”，他们只是不满中央的手法过于激烈，才上街成为“和理非”表达诉求，这和同为“黄色阵营”的激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理念不甚相同，但调色板上的界限在哪谁也不知道。黄文萱也表示，香港各种层面的分野相当混乱，“香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左右和外国普遍所言的左右是不同的，经济上的左翼右翼又不同了。总之很混乱，比如你是反对派，但你某程度上是福利主义，那在某种意义上的左的同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右。如果讲黄蓝，愈反对政府就愈深黄吧。”但谈及蓝黄阵营中再细分的部份就很模糊了，没有清晰的线去界定：“我自己都会犹豫，比如本土、自决、港独这些，在光谱中的分别就很不清晰，还未有足够论述令大家去界定是哪一个光谱。”
罗永聪曾任《明报》采访主任及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政治助理，在政圈中，其立场始终“成谜”。“你觉得我是黄还是蓝？我有朋友说‘你真是很黄’，但我有同事说我‘从来都是蓝的’。所以我都不理解自己的颜色了。我从来没有用颜色帮自己定位或去理解我的立场，因为我觉得我的立场一点也不重要。”罗永聪指出，世界不是也不应只有一个维度，男女、贫富、宗教等都是不同的维度，而政治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政治这个框架下又会分为不同的维度，所以他认为将政治分蓝黄，是一种过度简化—单纯的蓝和单纯的黄，不足以符号化一个人。“人是有多面向的，可能有人政治立场上偏建制，但在经济、社会议题上却倾向关怀基层，就‘左’一点。社会不会只有单一议题，单一议题也确定不了你在社会中的站位和立场。总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颜色。”提到自己难以捉摸的“颜色”，他忍不住笑。
“中间”还有空间吗？
“我不会用‘中间派’去描述自己，我不觉得我有个很清楚的定位—在黄蓝中间。我从来不会这样去理解自己。但我觉得，无论是走向‘深黄’还是走向‘深蓝’，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懒惰的人的选择。”罗永聪指出，极端路线易于占领市场支持率，在选举里面就会有选票支持。但在中间的时候，要扮演和两边争辩的角色，可能会落得“里外不是人”的结果，吃力不讨好。对他而言，走极端，是走捷径、贪方便、懒惰的方式。
究竟“中间”还有没有空间呢？“我不觉得中间完全没得玩，在议会环境里，如果一边是绝对多数时，中间就是无意义的陪衬了。但如果当建制反对实力相当时，中间的人就能产生到‘关键少数’的作用，才有实际运作上的意义。在社会撕裂成这样的时候，政府一意孤行，有人在中间做缓冲，我觉得不是坏事。”罗永聪以“港版国安法”为例，指出只听到两边的声音，一个说爱国，一个称会失去民主，但在精英政治中，会更关心“details”（细节）—谁去制衡它？如何实践它？“现在谁会帮我们去谈这些details呢？我们的代议士、中介人是谁呢？所以我会觉得是懒惰的问题—你表态很容易，去谈细节就很麻烦很累嘛。”但显然，在选票面前，没人能够抵御诱惑，于是“走极端”成为政界潮流风向，包括在立法会中各种各样的立场表态行为，令人啼笑皆非的同时，也对当今政坛风气产生诸多感慨。
刘镇海作为“浅蓝”也深有同感。“有人骂我‘扮开明替阿爷（中央）讲嘢’，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其实也很难做，在建制阵营里，一些长辈、‘深蓝’觉得我们的说话‘唔啱听’，当我们是‘二五仔’、叛徒。像是在走钢丝，走偏一点这些人就会骂你。泛民那边自然永远都会骂你，甚至可能连中央都会质疑你。”但他表示自己的立场坚定，一定拥护中央政府、爱国，但在表达和方式上与老派不同，不会‘盲撑’：“不是一面倒就可以解决香港的问题。当然，你大喊‘支持国安，打死曱甴’，你的支持者一定会很开心，也容易拿选票。但显然，香港的开明建制派还未成主流。在选举角度看，开明建制派没什么优势。但做政治不单是为了选举而做的。”
曾于2015至2017年期间担任记者的黄文萱认为，中间派逐渐消失有三个原因：其一，中间派自己断送了前途，因他们的论述不能够说服港人并带来实际出路和方向，令人怀疑其能力，“且中间派当年说的理性讨论，前提是政府肯听你的意见”；其二，“中央不会给曾俊华这样的‘中间派’机会，他会顶得住一些来自中共和中联办的施压，也能够坚持推走在他判断对香港无益的事，所以（中央）会觉得他这样的人是‘不听话的下属’”；第三是因为伞运后立法会选举的DQ事件。2016年第六届香港立法会的多名香港民主派议员宣誓正式就任时，因誓词中的言语和行为而发生政治风波，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导致六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资格。她认为这些议席被DQ，会逼着传统政党极端化其光谱，以争取被DQ议员支持者的选票，也就令到中间派几乎失去了空间。她唯一认可的“中间派”是袁弥昌，认为他的理念可以被称之为“较为理想的中间派”，“但建制的人不喜欢他，觉得他抨击政府，讲大逆不道的话，‘黄’的这边觉得他始终不够坚定。他的位置很尴尬，我都替他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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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8日）《黄蓝撕裂堕入“内斗” 百花齐放的香港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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