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母亲是杀人犯．影评】用心感受的伦理故事
无独有偶，《那一夜：母亲是杀人犯》跟上周本栏推介的《二阶堂家物语》，同样触及家庭元素，同样探讨自由的真谛。由心出发，细腻深刻，乃两出日本电影的共通点；不同之处，则是后者矛盾内藏，前者却单看片名已见剧力。
撰文︰李美
《那一夜：母亲是杀人犯》并非传统的日本推理电影。电影里面确有人死亡，却不属奇案，大家毋须动脑。电影所要求的，乃观众用心感受片中角色处境。其实，日本推理故事重视悬疑性，但背后的犯案动机亦为故事核心，犯人往往另有苦衷，譬如报仇便为常见底因。本片某程度也服膺类似套路，只是个中道德两难则更大—为何“母亲”是“杀人犯”？“孩子”又怎样看待“杀人者”？涉事人物的心理，才是本片关切的地方。
电影开宗明义，在那一夜里，稻村家的母亲小春（田中裕子饰）用自家的士撞死丈夫，然后向三名子女自首说：这是为了你们好，不用害怕父亲家暴了，以后可以自由寻梦去。可是，母亲成为新闻里的杀人犯，却令三兄妹受尽世人白眼、欺凌，以致难以在社会正常生活，多年来根本就无自由可言。
跟传统的伦理故事相反，本片没有歌颂父母是幸福来源，不论实施家暴的父亲抑或杀人的母亲，反倒是孩子以至孙儿的烦恼之源。另一个反传统，乃杀人不是了结一切的尾声，而是开启一切的祸首—不同于报仇往往余下空虚，杀人后续仅带来了悲剧，母亲膝下的王子公主并无开展幸福生活。
电影大部份时间订于十五年后小春重返稻村家。三妹园子（松冈茉优饰）算是最体谅妈妈，但亦因事件导致自己当不成梦想中的发型师，变得自暴自弃，既时常酗酒，也乱交男友。在非常重视血继文化的日本，大哥大树（铃木亮平饰）为免女儿遭人歧视“流着杀人犯血脉”，一直隐瞒妻子有关杀人真相，更闹至离婚。二哥雄二（佐藤健饰）不单对婚姻和生儿育女失去信心，只懂找人宣泄性欲，更离谱的是，竟然消费自己母亲的杀人经历，企图以此作为当记者、作家的踏脚石。
雄二斥责母亲：父亲家暴最多带来一时的皮肉痛楚，但母亲杀人却是外界社会和自己内心永难磨灭的烙印！这段话无疑伤透母亲的心：难道较诸家暴，我才给孩子锁上枷锁，真正害苦他们，令其失去自由？所涉道德两难矛盾，无疑极为尖锐。
对此既定事实，无论如何，肯定无法改变，要化解个中矛盾，方法唯有自己调整心态。就似洗心革面、转揸的士的堂下（佐佐木藏之介饰），他纵难接受儿子贩毒，但忽然暴走至劫持小春共赴黄泉，又到底于事何益？岂不令悲剧进一步恶化？这起突发事件，终令三兄妹由心觉得不能再失去母亲，必须把母亲追回来，尤其是雄二， 十五年前后两次皆由他牵头驾车。
其实，母亲忽然仿效儿子多年前偷书，亦令家人摆脱道德羁绊，明白到家人出事是如何牵肠挂肚。日本电影总会寻求释怀，《那一夜：母亲是杀人犯》亦不例外，但必须强调，稻村一家四口的生活并无因此大变，园子并未当上发型师，大树的妻女亦未有返回身边，雄二则甘愿销毁爆炸性新闻题材，客观的问题均无法获得解决；然而，简单换个角度看待人与事，已够各人豁然开朗，走出阴霾，仿如重获新生，积极面对未来。
何谓自由？近年港人常谈论政治自由，连续两出日本电影也指文化、道德是自由的敌人。值得留意，本片既没牵扯什么政策，例如安排社工之类的专家带三兄妹争取反家暴法、反欺凌法，亦无作出什么利弊判断，或以道德目光批判母亲是否好心做坏事。当然，一如其他推理故事到底要申明谋杀不好，戏中母亲已自首。不过，一出电影不是所有言志信息都要画公仔画出肠，或为所涉问题给出完美答案才叫完整，本片便不见得教导大家如何战胜“自由的敌人”。
始终，由政治到历史，总是冷冷的。作为艺术电影，则可更好地承载情感。《那一夜：母亲是杀人犯》带出的道德命题，与其说要大家用脑思考，不如说要用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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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1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8日）《《那一夜：母亲是杀人犯》用心感受的伦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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