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潮精英创造的香港传奇
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将出现历史性的“元老级”对决，由年近78岁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挑战争取连任共和党人特朗普。无论谁当选，均将成为在任时年纪最大的美国总统。到了2022年换届时，习近平和林郑月娥才分别只有69和65岁，相比之下，便显得年轻！
撰文︰邹崇铭
早前在电视上看见久违了的奥巴马，嘲讽特朗普对抗新冠肺炎的表现。尽管已白发苍苍，看来垂垂老矣，但千万不要忘记，他现在还不到59岁，较拜登年轻了近二十年！奥巴马亦是在可见的未来，唯一在1960年后出生的美国总统。
每当谈及不同世代的政府领导人，我都不禁想起郝伊（Neil Howe）和史特劳斯（William Strauss）的《第四转向》（The Fourth Turning）一书，意指美国自1776年立国，相隔大约每八十年，便会出现一次较大、影响一段时期的危机，前三次危机分别是独立运动（1770年代）、南北战争（1850年代）和大萧条/二次大战（1930年代）。根据他们的理论，最新一次危机当数金融海啸（2010年代）。因此，作者称这个时代为“第四转向”。
与此同时，约隔二十年便有新世代出现，八十年刚好亦是四个世代的统治周期。他们依次是体制的创建者、跟随者、造反派和修补者。毫无疑问，当代美国体制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二战前后创建，到六十年代由跟随者（如詹森、尼克逊）所继承，但已被新生的造反派所质疑。自八十年代起社会分化愈益严重，最终在二十一世纪酝酿彻底打破旧制度的危机。
根据《第四转向》的分析，造反派和创建者才是扭转历史命运的主角，跟随者和修补者只能算是历史的配角。当代的造反派便是婴儿潮世代（四五十年代出生），成长于物质丰硕的繁荣盛世，却扮演着批判和破坏的角色，有着非一般的梦想和抱负，引导社会秩序推倒重来。相反六七十年代出生的X世代，一辈子均活在婴儿潮的阴影下，仅能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
按照作者的思路，拜登和特朗普均属造反派，奥巴马则仅属修补者—后者无论表现如何卓越，均无法力挽狂澜，最多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换上香港的情况，正如大家已讨论多年的“世代论”，每八十年一个转向的理论仍大至适用。与美国的情况相类似，香港的政治经济命脉仍是由婴儿潮精英所主导，X世代几乎没有任何角色可言。至于八九十年代出生的Y世代—不少亦是婴儿潮世代的子女，则担当着抗衡当权者的最主要力量。
由于经济起飞和急速的社会蜕变，婴儿潮精英早于三四十年前已崭露头角。若以人口金字塔的形状来判断，他们既是香港土生土长的第一代，亦绝对是最人多势众的一代。在二战后贫穷艰难的日子，不少人均有过“一家八口一张床”的体验。但集体向上流动的共同经历，亦令他们很快走出“屋邨仔”的岁月，八十年代由林振强填词的《白金升降机》一曲，便最能捕捉那种意气风发的时代情怀。
尽管婴儿潮精英能够极速上位，但大多数却并非白手兴家的企业家。与早前世代的创建者（例如刚过世的何鸿燊先生）不同，他们缺少了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随着教育机会的开放和普及，他们有机会获得最上乘的殖民地培训。政府和企业官僚架构的急速膨胀，则造就了不少体制内晋升的机会，令他们变成不折不扣的“组织人”（organisational man，套用战后美国学者William Whyte的术语）。婴儿潮精英最大的优点，莫过于极富（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团队合作精神，能中规中矩地完成上级指派的一切任务。
婴儿潮精英虽在港英年代已初尝好处，却始终未达他们的人生顶峰。那时，他们只是唯命是从的技术专才，回归后才得到真正当家作主的良机。因此婴儿潮精英总是希望“搞搞新意思”（1991年《皇后大道东》林夕歌词），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并不甘心。就像《戏梦巴黎》（2003年贝托鲁奇电影）中的梦想者，他们仍然充满青春的梦想，要陪伴着香港走完—哪怕是这座《玻璃之城》（1998年张婉婷电影）的最后一抹光辉之路。
不得不提刚过世的李鹏飞先生，勇于担当商界从政的第一人，通过自身努力来捍卫既得利益，但亦只能说走得太前，难免一直郁郁不得志。置身政府内部的陈方安生也不遑多让，处处与老板大唱反调。梁锦松就更不用说，在推动教育改革和出任财政司长时，一点都不像官僚体系的人物。后来才发现是我眼浅，和特朗普式人物梁振英相比，陈太和梁锦松显得相当温和—但直到2019年6月后，大家肯定都已看傻了眼—原来最彻彻底底的终极造反派，名叫林郑月娥，不消一会，把香港既有体制和核心价值，悉数打个稀巴烂。
不过，这还未到达剧情的高潮。真正令人大开眼界的是90%以上的婴儿潮精英，在造反之余，仍不忘纪律；在革命之际，仍充满着团队精神，将两种看似矛盾的价值完美地糅合起来。
只要看看铺天盖地而来的《国安法》浪潮，说什么贯彻“一国两制”原则，说什么没有违反《基本法》精神。宣传队型竟能如此整齐一致，仿佛听见红卫兵在叫口号似的—也难怪他们会如此一世好运，从20、30岁极速上位，到70、80岁仍能充分发挥余温余热。
相比之下，在《第四转向》中谈及的Y世代，乃是美国未来体制的创建者，或称新建制派。他们现在还40岁不到，但将是未来十至二十年全新体系的奠基人。他们一出生便接触资讯科技，大概亦会是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创建者。他们成长于充满危机的时代，早已饱受世途险恶的历炼，却是构建全新宏图的骨干人物。
至于香港的“Y世代—创建者”呢？他们同样自幼活在互联网世界，但显然仍未找到有效的组织方式，展示未来香港的可能蓝图。他们只能通过社交媒体的网络动员，零星落索地与当权者进行游击战。和训练有素的婴儿潮精英团队相比，他们难免显得一盘散沙，暂时根本难成气候。
四十多年前的婴儿潮精英，也曾有过少年轻狂的学运“火红年代”，与港英政府作过激烈的对抗，却无阻他们急速走进建制，成为藏身于体制内的造反派。四十多年后的Y世代（以至Z世代），由于社会流动的速度大减，已难有晋身政务官行列的机会。但可以肯定，他们仍将是未来香港全新体制的创建者—唯一需具备的条件是：假如香港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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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1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1日）《婴儿潮精英创造的香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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