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被害者．剧评】“边缘人”的生存与毁灭
影视串流平台Netflix去年起抢攻华语市场，初试水温，尽管前作《罪梦者》、《彼岸之嫁》、《极道千金》三部曲反响平平，今年未半，终以台湾制作的刑侦片《谁是被害者》敲开观众心门，引发舆论热议。
撰文︰齐因
《谁是被害者》与去年热播、授权予HBO Asia美国上画的台湾公视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在题材上一脉相承，聚焦富有人文关怀的小众议题。《我们与恶的距离》探讨无差别杀人案中受害者与加害者及其家庭社群的复杂羁绊，《谁是被害者》则将问题推进一步，以警方鉴识专家方毅任（张孝全饰）和调查性新闻记者徐海茵（许玮宁饰）的职业生涯双线合璧，在一件件互相关联的命案调查中，揭露“被害者”们的际遇与心理，透过那些被伪装的尸体和现场、被调换的身份与愿望之下，谁是真正的被害者？谁又是加害者？如此繁复庞大的连环局，目的又是什么？
被害者群像与族群代表性
贯穿八集的六大命案，死者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过气玉女歌手，好不容易戒毒复出，却被新人迭出的乐坛抛弃；从小想当女人的夜总会少爷，受尽顾客白眼和霸凌；工作过劳罹患癌症的公司职员向当局检举，却不敌官商勾结势力；盲眼的雕塑家困于陋室，孪生弟弟盗用自己的作品博得大名；年轻时参与绑架案的囚犯，走出监牢却无法与悔恨自处；瘫痪病人心怀梦想，满口“人权”，却躺在不见天日的病床上被黑工人们虐待……
至于幕后凶手，为免剧透，手法先按下不表，仅讨论身份：一个操着广东话从印尼远嫁、遭受前夫家暴、手上道道伤疤的神秘女人李雅均（林心如饰），以及她的同伙—一个父亲离家母亲病故、十几岁就去欢场陪酒、挣钱帮补家计的不良少女江晓孟（李沐饰）。
几乎每集都伴随一起案件、一位死者，节奏短促明快、族群指向如此鲜明的类单元剧手法，显然是这两年台剧蓬勃发展的优势，2018年同样授权予Netflix的公视剧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亦是以10集篇幅，围绕家庭教育母题，讲述五个迥然不同的亲子关系困境。
同样的，在《谁是被害者》中，从死者到凶手，均围绕社会底层与边缘人母题。他们在城市齿轮飞速运转下被抛弃，在人在己眼中，价值早被榨干榨尽，他们失意、游荡，不被理解也无处诉说，苟延残喘间，为了抢夺世界最后一丝关注，或主动或被动地，联手布下移花接木的所谓“遗愿清单”：A假扮成B赴死，B再乔装成C，并在去世前，互相为对方完成愿望，以生命的消逝完成对命运的最后一击。
再看方毅任和徐海茵，前者患有亚氏保加症（Asperger syndrome），是同事眼中性格孤僻的怪人。在首宗命案现场，他惊觉凶手有可能是失联多年的女儿江晓孟，牵动久违的亲情神经，在后续探案中，一边误导警方争取时间，一边奋力侦查，阻止女儿步其他人的后尘而死去。
如果说方毅任是百炼钢，徐海茵则是化指柔，她八面玲珑，事业风生水起，却每次午夜梦回都走不出童年梦魇：父亲欠下赌债，企图带一家三口自杀，结果留下两母女，自己撒手人寰。因此心结，徐海茵与母亲关系不佳，用工作自我麻痺。离真相愈近愈发觉，此二人不仅是旁观者，更是参与者，阻止悲剧查出真凶的过程，也让他们重新审视过往，改变与身边人压抑的关系。
随着抽丝剥茧，生存还是毁灭？两种对立情绪在结尾的两场对话中直接碰撞。其一是方毅任与女儿江晓孟。在晓孟的认知中，“帮助”这些被害者用死亡证明其价值：女歌手遗作专辑上了电视、雕塑家得以正名、大企业被揭露血汗工厂的一面、安老院秘密病房被曝光，自己也是时候无牵无挂地离开了，站在悬崖边，方毅任对女儿说，“我们都害怕不被理解的死，我们都期待被理解，我想拉你一把，你活着我们就还有机会”。
其二是徐海茵狱中探视李雅均，这个把教唆他人自杀视为“在帮他”的女人，坚信死亡是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她把让被害者没有痛苦地离世，称为“送给他们礼物”。而隔着玻璃板，电话那头徐海茵却淡淡地说，活比死更需要勇气，“活下去，才有希望”，假如能有多一点时间，一切可能会不一样—有的被害者能收到妹妹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有的被害者会看到家门口大树终于开花，有的被害者会陪伴老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多争取一点时间，活着，才会有改变的可能。
直到最后两集，层层悬念的包裹下，刑侦题材背后的伦理内核才渐渐浮出水面。凶手之所以得逞，是放大了每个被害者心中的绝望，熄灭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丝曙光，而被害者之所以遵循凶手的诱导，是身为边缘人的族群原罪，世界再广阔，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正如那句“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外界的忽视裹挟着自我的厌弃，把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换言之，加害者与其说是某个个人，不如说是无尽的歧视与冷漠，社会的翻云覆雨手。
这般脆弱的无力感，让人想起去年获得金马奖的台湾电影《阳光普照》。平凡的一户人家，大儿子阿豪品学兼优，小儿子阿和却因砍伤人进了少年辅导院，殊不知，在众人的殷殷期望下，阳光男孩阿豪毫无预警地从楼上纵身一跃，留下遗言，“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不论纬度高低，白天与黑夜各占一半，妈妈、弟弟都有一些阴暗的角落可以躲，可是我没有，只有阳光，24小时从不间断”—被阳光包围的阿豪，无从安放阴影，阴影中的被害者们，难以享受阳光，殊途同归，最终被自己的阴影淹没。一念之差，追悔莫及。
鸡汤式和解与关怀局限性
话虽如此，可是阴影中的人，要活下去，触摸阳光，显然并非易事。徐海茵满怀希望提出假设，“如果多一点时间”，我们可引用港产片《一念无明》给出截然相反的回答。
余文乐饰演的阿东，本是金融才俊，西装革履中环上班，和女友恩爱，存钱在半山买豪宅，订了婚，慢慢供楼，以为好日子尽在眼前。然后呢？他照料患精神病的母亲，错手误杀，判入精神病院；病来如山倒，不仅中产梦分崩离析，出来后已天地几番新，没有他的容身之所，从小有隔膜的父亲，连难得的一点亲子回忆，对象都是远走美国的弟弟，而不是他，投身宗教的前女友，以催眠式的团契，说服自己要原谅要宽恕，万般煎熬，努力地做回正常人而未果，情绪病人的标签一朝贴上，便一世与之为伍，说真的，回不去。
《一念无明》所呈现的，是与《谁是被害者》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绝望固然苦，但比绝望更苦的，是守着一点希望，当父子关系渐渐好转，前女友也终于现身，以为付出努力，日子就能改变，但是，生活让美好期待一次次落空：原来父亲一直在床头藏着一把锤子提防自己，原来平日里笑口笑面的邻居，逼他们搬家时纷纷恩断义绝，呕心沥血却无能为力，愈顽强愈艰辛，现实的重负，不是简单的一两句鸡汤可以解决，“活下去就有希望”的期许，对于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有如彼岸之花，不切实际的虚妄而已。
和《我们与恶的距离》或《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如出一辙地，此类台剧，在经过长篇铺排，将社会的脓包逐一挑破后，主人公们不约而同地迅速放下心结，在原谅、大爱、乐观的圣光下破镜重圆，这固然是理想化的皆大欢喜，却也凸显了此类关怀的局限性：就算获得和解，往事斑斑伤痕，如何从头面对？未来的相处，怎样磨合那些“咬噬性的小烦恼”？都被一笔勾销地隐去，或是云淡风轻地带过，没有什么比得上岁月静好。
另一方面，边缘人走向小众，正因其不被社会大众理解，在舆论的道听涂说中身份遭到扭曲。而剧中方毅任亚氏保加症患者标签，让他展示种种超能力，例如在破案时如有神助，或是在与女儿重逢时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她每件成长小事的日期，种种无关痛痒的点滴于情节虽无推进作用，却迎合主流对亚氏保加症“过目不忘”的刻板印象，同时，亚氏保加症被包装成他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方毅任自白：“我也想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由于和妻儿相处时不知所措，就“以为离开会对你们好一点”，自此恩断义绝十余载，连女儿的容貌都相见不相识。如此设定，很难说没有加剧观众对亚氏保加症群体误解的嫌疑。
总体来说，能将镁光灯对向这些躲在角落的边缘人，已经为让他们走到阳光下，尽了微小的一分力，也正是这一点关怀的初心，让冷冰冰的谋杀与侦破有了温度，就像片尾曲《谁》的歌词，“谁，能够找到我；谁，想要找到我”。找到边缘人，让他们被看见，少一些被害者，已经踏出了宝贵的一步，下一步怎么走？固然不是一段说教、一部剧集能解决，而是要靠电视前的大众，在践行社会公益、包容多元价值的过程中，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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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1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1日）《《谁是被害者》“边缘人关怀”的一体两面》，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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