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电影业陷低谷 田启文：原因是失去定位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直接影响不少行业的生态与发展。其中，香港电影业可谓首当其冲—由去年中开始的社会运动至今年初爆发的疫情及其连串的防疫措施，诸如限聚令、戏院关闭等，导致整个电影工业停摆，不但不少电影从业员顿失生活支柱，原来已走向夕阳的香港电影工业再陷危机。
虽然业界同仁互相扶持，有关团体也实行了纾困措施，好像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与香港演艺人协会便合作推出惠泽业界的“香港电影工作者疫境支援计划”（下称“疫境计划”）。
但在纾缓眼下困局以外，香港电影业沉积已久的问题仍然存在。业界领袖能否穿透迷障，引领电影界走进新时代？我们为此专访了现任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田启文。
撰文︰何清心
田启文曾任香港电影制作行政人员协会会长，也是资深的演员及监制，游走陆港两地，深信“有危必有机”。当本地电影业陷进迷宫，他倒认为是更新行业故有模式的良机，也是时候思考香港电影工业的前路何去何从。
根据香港票房有限公司今年初公布2019年香港电影市道整体情况数据，去年香港首轮上映的电影整体数量为326部，当中香港电影只占46部；票房最高的港产片《廉政风云：烟幕》约三千一百多万，较同年票房最高的非香港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的两亿两千多元收入，相距极大。
众所周知，香港电影业不论是票房收入、制作数量，以至文化影响力每况愈下。近年业界出现不少年轻创作者，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旗下专责办公室“创意香港”推出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也造就不少优秀的本地新作—不管票房与口碑皆崭露好势头，让香港电影业仿佛出现了一丝曙光。
但好景不常，始于去年的经济下行大大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社会运动令之雪上加霜，到了今年的疫情更加剧打击香港以至中国（内地）的电影业，使之一蹶不振。田启文说，至今已近半年“无戏开”，情况十分严峻。
“今年除了一部‘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下的电影刚完成以外，另有一部片尚在等待隔离政策结束，内地演员来港拍戏。之前社会运动时开拍的电影数量已经开始下降，正式来说，目前只剩余一部戏开拍，是由新导演执导的。内地现时也是有限度地开拍，限制了工作人员数量，如果超过了，便需要特批。”
投资者渐失信心
本地电影业几近停摆；加上内地亦未能全面复工，以及与香港连接的关口仍未解封等原因，更造成合拍片同样开拍无期。田启文说，除了眼前的困难外，更需关注一些较深远的影响。“大家只会觉得因为疫情而没有工作，并没有考虑电影这个行业的独特性。有很多行业是因疫情而不能开工，例如美容院，但解封后便可恢复。可是，我们不论有没有疫情，都需要投资者，投资与否则取决于信心及市场的变化。这便是与其他行业的不同之处；当所有工作人员准备好开工，投资者未准备好投资，那还是没有戏可开。”
投资者信心受各种因素影响，难以预测与估计；作为为本地电影同业谋求福祉的一员，田启文费煞思量寻找可具体实践的措施。“现时，我们不断在寻找一些方法，例如电影发展基金是不是能与投资者互动或沟通，提升开戏的意欲？因为拍戏并没有必然性，亦没有逼切性。即使我不拍，也不会有很大问题。”
他说，拍戏是一种计算方式，例如有没有演员、现时的时机是否合适。投资者最担心的是市场不稳定，例如内地因疫情而关闭约五千间戏院，放映地点锐减，这也是投资者的考虑。香港方面，暂时并未有消息指有戏院需倒闭或结业，但你不能否定或许也有这个考虑或打算。“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一个行业的命脉，并不是纯粹於单一的事件，而是需要审视整个生态。”
须阻止人才流失
由去年至今的危机，也揭示了电影生态一直深埋的问题，例如专业人才的培训。电影界讲求经验的累积，大部份的工作人员皆是“红裤子”出身；即使近年有不少“学院派”加入，也需要实战经验才能较好掌握制作技巧。不过，电影行业缺乏前景，劳动与收入不成正比，自然造成人才流失。加上疫情来袭，前线工作者失去工作，只好转行谋生。田启文说，培育一位专业的电影工作者需要至少数年，若现时大量电影工作者流失，将对电影业造成长远的损害。“我们是第一站的前线，首要是凝聚行内的军心，让我们的从业员知道香港电影并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行业。”
因此，他们规划了一系列的措施，救援眼前之急。比如前述的“疫境计划”，为电影工作者总会的12个业界属会会员提供金钱援助，目标是让最基层的电影工作者也能受惠，支援金额尚待具体落实。
田启文又透露，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正向政府申请资金，进行一个跨部门的培训计划，“利用这段时间，让大家拍摄一些教育片，帮助这个行业的人提升他们对各部门的认知。这些影片发布之后，也可让观众更了解拍摄电影是怎样的一回事，可从更多不同的层面来欣赏电影。”
不过，他也提到，这些只是暂时性的措施，最关键的还是投资者长远的信心。他提及，有一些诱因让投资者愿意投资电影制作，例如社会责任或对行业的关爱；但投资者也必然计算利润。事实上，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创意香港及电影发展基金等官方部门也一直提供资助予本地电影制作。
田启文认为，这些部门的支援若与政府向电影发展基金注资的十亿元结合，便能相得益彰。例如电影发展基金不能直接派钱，却可担当推动的角色，简化申请资助的手续，或将条款“拆墙松绑”、免却许多申请限制，以至加大“配对资助计划”（Matching Fund），可减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也自然加强开拍电影的吸引度，形式开戏的诱因。
他说，拍电影并非“饮茶食饭”，是需要酝酿期及筹备期，因此这些长远的制度与政策问题，需要从当前开始商讨、处理。
重跟旧市场合作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电影业界的问题显然非一朝一夕。昔日香港电影风光一时，影响力遍及世界，成为不少地区的电影楷模。不过，近二十年香港电影业低迷乃不争的事实，产量与题材也未及过去丰富。个中原因有不同论述，好像两地合拍片便是双刃刀，一方面救活了部份的香港电影公司，引进大量资金，电影人有更多机会参与大型制作；另一方面，合拍片也扼杀了本地创意，因特定的题材和类型需合乎内地广电局审批条件。
游走陆港两地的田启文亦提及，由于业界过度倚重内地市场，以致忽视了香港电影原来的东南亚市场，并逐渐失去，也逐渐失却了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现已由韩国电影取而代之，它位居亚洲第一。即便是台湾也有新生代创作者冒出，其作品既符合内地市场规则，也能满足本土观众。
田启文坦言，乐见近年香港重新出现一些质量不错的低成本或小品电影，令题材多元化，也可借此发掘更多不同的市场。“现时，我们是否应重新检讨，与港式电影曾经大卖的东南亚市场，是否能携手合作。他们的市场现时亦坐大了，若跟我们的市场共享，他们也能多添香港的市场，互惠互利。”
重新定位再出发
当香港电影产业正面对前所未有的难关，田启文却有另一种观点：“在我来说，我通常会以正面的角度来看事情。任何行业总是有危便有机，包括电影。问题是当我们到达低点时，能否重新改革再出发。”他坦言，早已提出香港电影会走向式微，“原因是我们慢慢失去定位，也失去自身的立足点。这已是日积月累的问题。当失去定位，别人也不需要再看香港电影了。”
但田启文仍然对香港电影抱持希望，“我相信电影界需重新找寻它的生态模式，才能持续。因为娱乐事业是必需的，人的生活一定需要娱乐，不可能消失。但娱乐事业会以怎样的形式迎接新时代，这正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让大家开工时，便不会有人思考。”
居安思危，也需要在危机与低谷中反思电影产业的模式。疫情过后，秩序重启，各种既有的传统模式也需要换上崭新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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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1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1日）《专访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 田启文：反思本土电影何去何从》，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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