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孩子冠父姓引爆争议 两性权力不平等的呐喊（上）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是本港著名歌手张学友1996年演唱的一首单曲，也是两位音乐界好友作曲人李偲菘与填词人林夕合作送给其新婚的礼物，歌词内容饱含了歌者对爱的深情，因而成为当年各大乐坛颁奖礼上的得奖金曲。二十四年后，这句听上去充满浪漫气息的话，最近却在内地网络激起不小的波澜。
先是一名女性网友在微博上公开声称，因为丈夫不同意孩子跟她的姓氏而最终决定离婚，事件被广泛议论；后有网红“Papi酱”（原名姜逸磊）因孩子随父姓，而被网友抨击为“婚驴”、“胎器”*，网民认为她的行为不符合独立女性的形象。为何让孩子冠父姓也会引起如此大的波澜，这背后又折射了什么？
*注︰“婚驴”、“胎器”是部份女权主义者对适应男权社会婚姻规则的女性的蔑称。前者指婚后的女性像驴子一样笨，被剥夺许多还一样傻乐；后者指生过孩子的女性，暗讽为生育机器。
从历史的角度看，“姓”首先是区别血缘关系及体现宗族传承。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苏力在其著作《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中分析，无论是古代中国“从夫居从父姓”，又或是男方入赘“从妻居”、孩子“随母姓”的母系氏族部落，都是为了确保同一个氏族具有血缘关系的男女不会结婚生育，保持既有的组织架构和秩序，体现血脉、宗族传承。
其次，母系社会时，姓氏从母姓；到了父权制社会才从父姓，“冠姓权”亦能反映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两性的权力关系。进入父权社会后，“冠姓权”多掌握在男方手中，显然是当时男性主导生产、两性不平等的一个典型。因此，随着女性对生产资料持份的增加，以及社会对两性平等的呼吁，女性想平等地取得冠姓权亦在情理之中。
解放与压迫的一线之隔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网民认为因为冠姓问题而离婚，又或因为孩子随父姓就施以语言暴力过于极端。在追求两性平权的诸多流派中，是否应有一个共同点和边界，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比如对于部份“激进派”女权主义者来说，由于现实中男女不平等的鸿沟过于巨大，而父权压迫过于根深柢固，偶尔的矫枉过正难以避免。亦有人质疑，在冠姓权的争夺中，过于极端、只能容忍孩子随母姓的人，是在追求两性平等，还是女尊男卑、新的性别不平等？
又比如有些女权主义者支持事无巨细全面平等，认为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是性别角力；亦有一部份人认为过于注重细枝末节有点舍本逐末，像社会学学者兼两性专家李银河评论冠姓权事件时说到，“我们判断一对夫妻关系是否平等，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加重要的方面，如家庭重大事情的决策权、男女人格是否平等上，而不必对细节吹毛求疵。应该看她在社会上、家庭中与男人是否有实质上的平等。”
这些差异需要进一步讨论，源于历史上不乏因方式不对而让解放本身变成压迫的先例。比如1927年，广东省民政厅为效仿“天足运动”（让女性从缠足中解放），解放女性乳房，发布《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其原意在于改变民国初年以平胸为美的观念，让妇女从束胸中解放出来，故又名“天乳运动”。然而，政府法令一出，街上随即有女警察检查妇女束胸放乳情况，更有妇女组织上门查看，一旦束胸，罚款五十大洋。这项本是为了解放妇女身体的运动，却因为政府的强制介入而变了调，成了政府利用公权强制规管女性身体的“暴行”。
近一点的事件有2018年底在韩国掀起的女性“素颜革命”，又称“脱掉束身衣运动”，宣扬让女性摆脱韩国社会加诸在女性外型上，从肤色、身型到妆容等的压力与规训。然而，部份女性表示，这个运动发展到后来却有了一丝变味，让她们感受到另一重压力—一旦穿裙装、梳长发便会被抨击为落后、不支持女权等等。
这一次，孩子随父姓的母亲被讥为“婚驴”、“胎器”，用词本身就有物化、厌女的嫌疑。也让“女权”再次在网络上引起了更多人的误解与不满。因此，不管是在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掌控上，还是在孩子的冠姓权上，争取男女平等的同时，人们必须对最终目标和方式保持警惕与反思。
是哪怕矫枉过正也不可让步一分，还是温和循序？是为了男女平等，还是女尊男卑？是为了让女性完全脱离过去传统压迫模样，变成革命新女性的模型，还是让女性拥有对等的自主选择权？这些都是在社会革新、人们不断争取女性地位提高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但是，相比于陷于斥责他人的言语暴力和偏激，社会更应去理解这种偏激与愤怒具体根植于何物。
冠姓之争下的生育焦虑
疏理随母姓支持者对Papi酱的攻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Papi酱作为有影响力、且一直以打破传统形象出现的独立女性，“屈服”于让孩子随父姓，不利于男女平等冠姓，甚至男女平权。这背后反映的焦虑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已明确规定父母双方拥有平等的冠姓权，但在现实社会中，平等却远远未有到来。
北京《中国青年报》在2017年针对“冠姓权”进行调查，发现近半数受访者不接受孩子随母姓。在厦门进行、针对二胎家庭冠姓的调查结果亦显示，二孩跟妈妈姓的仅占23%。而在采访中，不少受访者对随母姓表达了忧虑，比如别人会误以为孩子的父母已离婚而产生歧视，又比如这是否会影响孩子对家庭的认同感等。
这些都说明，当下的社会风气和思潮并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前卫”。面对仍有重重阻力的社会现实，不少冠姓平权的支持者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认为没有主动去争取冠姓权就是父权的沉默帮凶，而Papi酱作为一名有逾3,000万粉丝、且经常传播获年轻人认同的新思想的流量代言人，自然更成为了这批人眼中“堕落”、“腐朽”的标志。由此引发语言暴力固然不值得提倡，但这些愤怒背后的现实焦虑值得关注，在看似开放、有法律保障的社会里，妇女是否真的感受到了足够的安全与尊重？
对Papi酱的另一类抨击，诸如“婚驴”、“胎器”，背后的逻辑是女性明明在婚姻和生育中付出了更多代价，为何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甚至连冠姓的权力都没有，岂不只成为社会繁衍的生育工具？这种对生育代价的焦虑是目前中国女性普遍所面临的困境。
一提到生育代价，最容易想到的便是女性十月怀胎的辛苦。然而，除了生理上的负担外，女性还承受着心理上的压迫。女性自怀孕那刻起，身边人以至整个社会便会把对“母职”的期望加诸其身上，比如会认为对孕妇来说，保护胎儿健康高于一切，如果因为劳累而流产，又或是没有准时产检等，便认为是准母亲失职；又比如当孕妇与胎儿同时面临生命危险时，在一些更传统的地方，会优先选择保住胎儿的性命。人们认为这是“母亲”这一社会角色“应该”承担的责任，背后其实是社会构建出的维护父权的重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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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5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25日）《网红冠姓权争议背后 两性权力不平等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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