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港大法学院长谈国安法（下）──忧政治恶化，织法网自保

23条立法是香港不可推卸的宪制责任，故讨论其是否要立的问题毫无意义。因此，相关讨论多集中于立法时机。有人认为应等到社会氛围、经济环境稳定向上时提出，也有人认为民意已低无可低，趁着眼下形势解决也无不可。对此，傅华伶认为，23条立法在社会上已经制造了很多恐惧，在恐惧的氛围中立法肯定不是好的选择。因为恐惧和理智是相反的，恐惧的时候大家只会想到最坏的一种打算。然而，对于立法一事，若只剩下害怕，只想最坏的打算，那对就事论事的讨论、对将来的思考，就失去了意义。

承接上文：与港大法学院长谈国安法（上）──只看到恐惧，何以谈未来

傅华伶表示，如果反对是源于恐惧感，恐惧便是源于不信任。一是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2013年起内地人权律师被抓捕、检控的事件令社会惶恐不安，加上2015年以来，《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反恐法》等陆续出台，令港人担心“这一套”会被搬过来；二是对“两制”失去信心，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早前在访问中表示担忧23条立法可能带来“以言入罪”，他认为现有法律已有针对真正危害国家的行为，是否要将一些言论也“变成刑法”是问题所在，现在都对这个问题保持回避，是怕将两个制度的分野摆上台面。

《基本法》第23条是通过对《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社团条例》中部份条文的修订，以及为相关、附带及相应修订订定条文。此条文引称为《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本地法律修订被加上了国家安全名称后，政坛中的各方将其作为自己的政治话题“炒”了起来。支持23条立法的一方不解释其本质，甚至提出不经本港立法程序，直接在港实施—对此，傅华伶表示，作为一个会全面影响香港法律程序的法例，最好方式还是本地立法，盲撑的做法只会令民众更为抗拒。另一方面，反对派顺势将其形容为可怖“恶法”，借机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如此一来，双方一齐将立法问题复杂化、敏感化，甚至妖魔化。“很可惜，被扣上这么个可怕的帽子，但有多少人真正看过当年的草案呢？（话题）炒来炒去，只会让大家愈来愈抗拒，形成固定思维。”他摇摇头，无奈地笑。

担心政治恶化　编织法网自保

在某次访问中，傅华伶被问到中联办发声是否干预了香港事务，他表示此事的本质已脱离了法律层面，政治经济变化时，很多事并非只是法律所争论的问题。今次重提23条，傅华伶表示：“没有这个国家安全的立法，我们照样也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这跟23条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认为很多政治经济上的社会发展，跟法律、立法程序本身并无太多直接关系，“实际上没有23条，我们的这些刑事条例也始终都在，没变过。所以对权利、自由的保障最终要靠政治的保障。政治秩序恶化了，法律自然也会失效，做不了什么了。”但无可否认，香港今日的局面，离不开迟迟未能就23条立法的关系，香港甚至到了无数人所言的“奄奄一息”地步，到底谁该去负责？以后又应该怎么走？

“可能是我们前些年走得太顺，都不愿谈不想谈的事。现在这些积压的事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但也许是好事吧，不能再逃避了。”傅华伶表示，走到今日这一步，在香港居住生活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报纸上常看到‘今天是香港最黑暗一天’，但我们都知道，黑暗未必最黑暗。但当语言都用到了尽头，再发生更恐怖的事时，就没有语言去描述了。我们想像不到更坏的什么，昨天也想不到今天会怎样。”但当被问及是否对未来感到悲观时，他解释，说这些不是因为未来充满未知就什么都做不了，反而更应该利用目前最好的方式—法律，来织成一张保护网。

“现在大家对23条的要求是要有100%的保障，否则就拒绝思考这个问题。但我觉得100%的保障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倒不如去面对、谈一下，画一条线，并画得尽可能清楚，接受某种程度上的限制，以预防、抵抗更大的风险。”傅华伶认为，就如现在疫情中外出会有被感染的机率一样，风险存在于任何时间、任何事情，且难以预测。面对现下问题及整个政治局面，最有效的防范对策就是要有一定的法律框架：“现代人类社会中最好的防范类似风险的做法就是通过法律，通过一种制度去规范下来。大家通过法律就会明白哪些是风险、哪些不是。法律的作用就是这样。就这一点来说，很多人也会觉得23条（立法）是让风险可控也更能预测的最好方式。”

也许正如傅华伶所言，不谈不想谈之事已成了社会普遍的默认做法，但时至今日，当尘封了六十八年的“煽动罪”被激活并开始使用时，就不得不去面对了。3月26日，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区议员郑丽琼因“涉嫌干犯法例第200章刑事条例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被警方拘捕。“以前觉得太遥远，（煽动意图罪）只是躺在《刑事罪行条例》中而已，没人会用的。但现在竟然拿出来用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去修改它、完善它。”傅华伶认为，相较而言，2003年的草案反而比现有法律更大程度上保障权利。他早前在其他访问中也表示：“现在开始尝到苦果，政府认为23条立法的空缺提供了适用更严苛的法例的理由。”

陈文敏在早前的访问中指出，“冲突是肯定的。因为两套不同的制度里，大家的基本价值不同。大家尊重彼此，你不要将你那套放到我这里，我也一样，这就是‘一国两制’的初衷。但一个走社会主义，一个走西方的自由主义，两套东西根本完全不同。”对待“两制”，傅华伶主张“寻找共识”。他忆述在之前的活动中，有律师曾表示“我们只有一个香港，失去了就没有了”，对此他认为，或许大家都未意识到香港之于中国的地位变化：“回归时，按照经济总量，中国当时约有‘四个香港’，现在可能有50个，将来也许就会有100个。那么我们的自我意识在哪？我们喜欢自己的制度、生活方式，并想尽量去维持，但如何去维持？就要找到一个共识，比如大家都希望的—法治。”傅华伶相信，中央也知道法治和自由的益处，以及由此带给香港经济上的好处，因此本港制度不会被轻易破坏。

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曾撰文提及中央和香港的“攻守策略”，指香港擅“守”不擅“攻”，对北京任何会侵害到本港自由度的行为“反应很快”。然而问题是，“反应快”是好事，代表大家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在忧患面前，要主动、积极去应对，毕竟一味地边等待边担心，换来的只有滚雪球式的恐惧，而“主动出击”，剥茧抽丝地找出问题所在并利用现有“武器”做好自卫，才能令问题得以解决。来到当下这一刻，人人惧怕的23条立法，或已成为与新法回旋的最后“武器”，在最大程度上争取自己去定义其中各项内容。

重建互信　也需妥协精神

这张“安全网”之所以是“网”而不是“墙”，傅华伶解释是因为网可以流通，而墙会完全堵死。将陆港两地完全隔开，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民生层面都是不现实的：“用一张网，把会违反‘一国两制’的东西拦截在深圳关口，进来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网就是《基本法》。但要注意的是，这张网是双向的，阻拦的同时也要给它进来一些东西。”他还指出，对于“一国两制”要有信心，起码现在其依然是香港赖以生存的制度，也是能最大程度保障港人所争取权利的制度，中央一天不说收回，此制度就可以走下去。“我从来不觉得2047年是一个底线。2047年可能就是明年，但也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对于2047年的担心，一直都在。“为什么我们的路愈走愈窄？不同立场的双方都会把手指向对方—是你们做的。我们都该在自己的范围作出反思。指摘对方很容易，但只会走入一个僵局。不如想想这剩下的二十几年应该怎么做。五十年之后呢，想要怎样的香港？”

内地公民记者、人权律师被抓捕控告甚至“被消失”的一起起事件，都将这样的恐惧蔓延至港，出于同理心，大家也人人自危。然而，在“高度自治”下，香港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法律及特有的社会运作。因此，傅华伶认为在内地出现的事情目前不会在香港出现，既然有着“两制”的设计，就说明内地的一套制度不会过来。在两制的框架下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人对自身的提醒，但远不至恐惧。正如他所言：“如果只看到恐惧，我们就失去了谈将来的资格和条件。”

上文提到的“网”是双向流通的，意味在抵御不想要的东西时，也要相应地接受一部份。傅华伶认为社会缺乏妥协精神，“社会能不能形成一个共识：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社会？不是说理想的社会，因为对于理想社会，我们会画一幅美好的图。但要有第二幅画——我们愿意达成什么样的妥协？我们让步之后想得到什么？什么样的交换对我们来说是值得的？这些都值得反思。”他提到曾看到很多年轻人举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标语，在他眼裹，这固然很浪漫，但社会还是要往前走，“得到”的同时也会面临相应的“失去”—说到底就是一种交换。“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集体的智慧，我们的社会面对这个挑战，也要去思考怎么回应人大提出来的一些担忧。”这可以说是“自保”，也可以称之为“策略”。

“这个社会需要信心、需要自信、需要一定的策略。最勇敢、最难的不是去死，社会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在勇敢的同时做到一定的妥协，迫使对方来对话，以达成自己的交换。而且，自己能够愿意去参与这个对话，这才是最难得的。”傅华伶说。

上文节录自第215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25日）《谈“港版国安法”和23条——只看到恐惧，何以谈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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