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旅游】朝拜伊斯坦布尔 掀开千年古城的神秘面纱
编者按：席卷全球大部份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波波延伸，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紧邻两大重灾区：伊朗与欧洲，虽然直到3月11日才宣布验出首宗确诊病例，但确诊数字却在之后一路飙升，至4月底已超过伊朗，成为中东第一。令人关注起这个曾经扬言“突厥血统百毒不侵”的伊斯兰教国家，也勾起本文作者疫情前夕游览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又称伊斯坦布尔）的记忆。她以细腻的笔触跟大家分享其独到的观察和体验，为你掀开这座千年古城的神秘面纱……
撰文︰齐因
4月24日到5月23日是伊斯兰历的第九个月，和一千多年来的每个斋戒月一样，是真主将《古兰经》下降给穆罕默德的月份，在此期间，信徒进行斋戒，提升精神灵性。
与往年不同的是，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不少清真寺由于限聚令关闭，穆斯林要在居家隔离中完成一天五次礼拜，而日落之后，熙熙攘攘领取开斋饭的人潮，也随着社交距离的实施而显得寥落不少。
截至5月17日，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超过十万宗的十大国家中，土耳其排行第九，是确诊病例最多的伊斯兰教国家，99.8％的人口自动被国家登记为穆斯林。
身在该国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朋友传来照片，疫情期间，清真寺宣礼塔（亦称叫拜楼）间的文字灯装饰，已不再是《古兰经》中代代传诵的箴言，而是“留在家中，我的土耳其”、“负起责任，保持健康”等宣传语—宣礼塔是清真寺最高的建筑，每到礼拜的时辰，宣礼员登上塔顶念诵阿拉伯语经文，呼唤穆斯林前来。是故，伊斯坦布尔又称“宣礼塔之城”，有三千多座清真寺，召唤一千多万教徒，当夜色四浮，文字灯亮起，一座座高耸的圆塔、一声声悠长的咏叹，为这座世界上唯一横跨欧亚大陆的古城增添了一丝神秘与忧伤。
会去伊斯坦布尔，也是被这份一千零一夜式的神秘吸引。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当代最富盛名的小说家、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则写过《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献给自己的家乡，以成长记忆与帝国余晖，将属于千年古城的故事如画卷般徐徐展开，他提出“呼愁”（huzn）的概念，即“忧伤”的土耳其语音译，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
从拜占庭到君士坦丁堡，从罗马帝国首都到最西化的伊斯兰教城市，如帕慕克所言，“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我自己的忧伤”。在过去和现代、欧洲与亚洲、回忆和现实的夹缝间，呼愁不再是个人的情绪，而是贯穿历史、属于社会共同体的郁结与惆怅。
历史：从宣礼塔说起
不如就从宣礼塔说起，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有六座宣礼塔的清真寺，就坐落在伊斯坦布尔苏丹艾哈迈德广场，这里曾是君士坦丁竞技场（Hippodrome of Constantinople），又在1024年的十字军东征后被摧毁成废墟。由于墙壁上贴满彩釉瓷砖，它又被称为蓝色清真寺。
蓝色清真寺建造于1609年，据说是设计师听错苏丹的旨意，将土耳其语中的“黄金”听成“六”，才有如此美丽的错误，建筑并引发麦加圣地的不满，立刻出资，修建有七座宣礼塔的寺庙。
蓝色清真寺每逢礼拜时段封闭，其余时间游客可参观，划出小小的一隅，供络绎不绝的信徒祷告，伊斯兰教规定“不设偶像”，真主无处不在，无形不有，故空旷挑高的大厅，除了几根支撑巨型穹顶的大圆柱，就是两万多片画有花卉纹饰的瓷砖，以及260多扇角度各异的窗户，阳光洒进来，深深浅浅的蓝在空间里荡漾，肃穆清幽。
晶莹剔透的蓝色，又与土耳其民间文化中的“恶魔之眼”如出一辙—蓝白相间的同心圆组成眼睛的形状，当地人相信由嫉妒产生的邪眼会产生诅咒，带来厄运疾病和死亡，在配饰中点缀恶魔之眼，可以吸收嫉妒对抗厄运，这份传统，能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苏美尔人（Šumeru）留下的泥板上，已经刻有抵挡邪眼诅咒的祈祷。
至于和蓝色清真寺遥遥相望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她的故事则更为曲折。名为教堂，却耸立着四座高高的宣礼塔，皆因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教堂转变为清真寺，同样是由于“不设偶像”的教义，故用石膏和伊斯兰书法覆盖原有的基督教壁画，到了1935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下令将这里变为博物馆，尘封数百年的画像与装饰才重见天日。
有趣的是，对于如今参观圣索菲亚大教堂博物馆的土耳其中小学生而言，来自亚洲的新鲜面孔，比充满沉痛的历史记忆有趣得多，坐在苏丹艾哈迈德广场的长櫈上小憩片刻，来攀谈的、来合影的，甚至来要求配合录制学校英文会话作业的小孩络绎不绝，都是十岁上下的年龄，个个落落大方，自拍神器操作娴熟，凝视着镜头中他们无忧无虑的容颜，我不禁悲伤地想，果然，“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到底是懵懂快乐的童年，这座城市的忧愁还没沁润到他们身上。
有利有弊，当光阴飞奔，时代的发展埋藏了许多金戈铁马的往事，也把不少宗教仪式提炼为纯粹的艺术，保留在文化里。
比如源自神秘主义的旋转舞（Sema），它本是伊斯兰教苏菲派（Sufilik）大师创立的修行，每个手势和物品都充满象征意味，舞者全为男性，黑袍白衣，象征墓碑的土黄色高帽，黑袍代表世俗的自己，白衣裙代表伊斯兰葬礼中包裹肉身的白布，旋转时右手向上，左手向下，分别代表接受和传导真主的恩赐，跳舞的过程象征死亡与重生，以期达到“寂灭”、“无我无主”、“我既真主”的天人合一境界，并为所有先知、殉道者、天下众生祷告。
总共看过两场旋转舞表演，一场是在旋转舞文化中心，隐匿在小巷深处的专业舞台，沿着楼梯上楼，两侧陈列相关文物和文创产品，摆放着巨大的旋转舞僧蜡像；另一场的地点则可圈可点：锡尔凯吉火车站（Sirkeci Garı），这里白天是人流穿梭的交通枢纽，晚上，步履匆匆的行人脚步慢下来，观众从走街串巷的小贩手里接过面包圈和茶，把椅子围城一圈，等待民间旋转舞僧的表演。
当吟唱者的歌声响起，不停歇的旋转把人的思绪带向远方，环视四周，你知道吗？这座海边的老火车站，有个骄傲的标签：“东方快车终点站”，它在1890年正式启用，麻石和红砖的古典结构至今完好，象征鄂图曼帝国铁路时代的开端，瑰丽的彩色玻璃和精致的木雕，这里曾经接待了多少来此游览的欧洲贵族，再到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鄂图曼帝国衰落，这里也曾经承载了多少落难贵族的颠沛流离。
1977年，这趟往返伊斯坦布尔与巴黎的列车完成了历史任务停驶，它的盛名，却永存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个中翘楚，当然是“犯罪女王”、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1930年，阿加莎与考古学家丈夫结婚，经常往返欧亚，而这本名著以及其后的作品，正是在距离锡尔凯吉火车站不远，当年专为迎接东方快车的尊贵宾客，有“欧洲最古老的酒店”之称的佩拉宫酒店（Pera Palace Hotel）411号房完稿，不仅如此，海明威也曾入住，并把酒店写进《乞力马扎罗的雪》，荷里活女星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在此逗留了90天⋯⋯数不胜数的旧事，都是前朝遗梦，千余港币一晚的价格不再遥不可及，游客慕名而至，甚至那气派的水晶灯，精致的丝绒椅，一如百年前的落难贵族，豪奢庄重得有些不合时宜。
故此，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曾这样描述佩拉宫，“华丽的酒店曾经蜷缩在一个由阴谋、暴力、性和谍报活动筑成的阴暗的海市蜃楼里，所有这一切与奥斯曼帝国逐渐隐没的辉煌形成了对比。”
人情：有灵魂的猫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历史固然是沉重的，行走在伊斯坦布尔，却是一件轻松写意的乐事，论其原因，首屈一指的莫过于，借用纪录片《爱猫之城》中的话，“没有猫，伊斯坦布尔就失去了一部份灵魂”。从教堂景点，到广场公园，从电车地铁，到商舖餐厅，处处有猫，动辄拖家带口地蜷缩着晒太阳，或是气定神闲地接受猫粮的投喂，牠们不是畏首畏尾的流浪猫，甚至活得比人更潇洒骄傲。
哪怕是在可追溯到公元五世纪的地下水宫殿，336条石柱巍峨壮丽，梅杜莎石雕神秘典雅，宫殿入口处两个铁闸之间，定睛一看，猫抓板与逗猫棒齐备，肥猫踏着高傲的脚步摇摇晃晃，眼神颇有些梅杜莎睥睨众生的意思；或是在严禁喧哗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当你稍稍久站凝视一幅画作，总有一只猫施施然走来，盘踞在你脚边，一幅撒娇求抚摸的神情，摸够了，牠矜持地款款离开，礼貌地用前爪搭着你的手指，仿佛在说“干得不错，兄弟”，一瞬间让人恍神，梦里不知身是客，仿佛牠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人类社会的繁盛或凋零，与牠们关系不大，雕梁画栋的宫殿与教堂，才是牠们家族世世代代的温柔乡。
除了猫，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海鸥。一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分割欧洲区与亚洲区，搭游船进行两个小时的海峡之旅，也只要港币20元左右。登船前，在码头边的加拉塔大桥（Galata Bridge）买上个烤鱼三明治—大桥上层通车，下层则为小食一条街，专售刚刚钓上来的海鱼料理，远处零星的海鸥扑打着翅膀一个俯冲，转眼间就叼走三明治里的鱼干，不过也无碍，波光粼粼的海水，让人忘却这曾是通往黑海唯一水路的兵家必争之地。
来到一海之隔的亚洲区，不像欧洲区般遍地名胜，却满目文艺小店与酒吧，彩虹楼梯与红砖路，值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阳光正好，古董店老板把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晒晒，购买七十年代产的迷你首饰盒，对方开价30里拉，尝试还价，老板撇一撇胡子，用蹩脚的英文说，“30里拉在现在能买什么？几瓶可乐？一包烟？这可是七十年代的手工！”他把首饰盒放在掌心摩挲，像为孩子整理衣裳一般拭去它的灰烬，谈妥，他放下吞云吐雾的水烟，拿出缀满兰花纹饰的银壶，又要请我喝杯茶。
土耳其语çay与中文“茶”发音一致—用煤气炉煮好茶叶，装进郁金香形状的玻璃杯中，再用红白相间的小盘子端起，最好再搭配上几块软糖，流程繁复，缺一不可，想必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华夏习俗，却成了土耳其人国民性的一部份。回程，在车站问路，穿着苏联式皮夹克、长得像斯大林的胖男人不识英文，拿地点名称给他看，他比划几下，直接从前襟掏出一支钢笔，把巴士线路的数字写在手心，再有些不好意思地憨笑着搓搓手擦掉，质朴、绅士，宛若前朝遗风。
另一种感受前朝遗风的方式，是洗土耳其浴（Hamam），自古罗马浴场时代传承下来的沐浴文化，洗澡不仅为了洁净，也是为了出席社交场合。走进华贵宫廷风装潢的浴场，穿过缭绕的水蒸气，赤裸躺在发热的大理石板上，闭上眼，身体被堆满了几呎高的泡泡，由女工用丝瓜瓤，一寸一寸擦洗肌肤，难免生出些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纸醉金迷感。
十八世纪已投入使用的老牌浴场，服务员竟清一色是矮小的南亚人，为我服务的年轻女孩来自印尼，听说我自香港来，欲说还休，问她，土耳其离家这么远，为什么不去香港当女佣？一片昏暗中，还是能感受到女孩瞪大了亮晶晶的眼睛，“听说香港赚钱多，我在申请来土耳其之前不知道还可以去香港的，这份工辛苦，尤其是夏天”，她显然有些动容—不见天日的浴场，奢华的巴洛克雕塑与无尽的香甜泡沫下，好一幅奴役阶级的悲惨图景，城市的重重伤感中，增添了异邦者无从召唤的乡愁。
暗涌：要留住纯真
回到上文提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为了呼应小说《纯真博物馆》的情节，在家乡伊斯坦布尔的一条小巷，一比一建立了名为“纯真博物馆”的爱情博物馆。小说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围绕人到中年的富家公子凯末尔与18岁少女芙颂的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恋。为了纪念这份爱与欲望的纯真，在芙颂去世后，凯末尔建造了一座“纯真博物馆”，摆放所有有关他和芙颂爱情故事的信物，一封信、一个烟头、一段剪报、一只玻璃罐，他的余生都在为建造博物馆耗尽心力，当与爱人经历了狂热、离散、寻觅、分离，他将纯真博物馆称作“对人生中某种痛苦、烦恼、黑暗动机的安慰，甚至是一剂良药”。
如此暗潮涌动的博物馆，或许正是伊斯坦布尔的隐喻。它繁乱地堆满无谓的细节，牵一发动全身，却每一道伤痕都充满意义；它满载历史的风尘，把脆弱残败的一面坦然地呈现给世界；它有它的天真温柔，如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过尽千帆仍保持明朗，它的浪漫与哀愁相得益彰，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香港01》周报特约撰稿人齐因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于第21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18日）《朝拜伊斯坦布尔 美景之美 在其忧伤》，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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