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未来】手机追踪疫情 抗疫与私隐不能共存？
两大科技巨头苹果（Apple）和Google在上月罕有联手，宣布将共同开发追踪新冠肺炎接触者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助及早发现和阻止病毒传播，尽快解封社交禁令和恢复经济。虽然他们的做法得到不少国家支持，但更罕有的是，也有国家认为两间公司太过保护私隐而牺牲收集重要的抗疫数据。到底病毒传播可以如何靠手机追踪？在抗疫面前，私隐是否应该寸土不让？
承接上文︰【科技．未来】手机App追踪接触者 科技公司比政府更强调私隐？
信心成下载关键
集中式与分散式系统之间存在差异，有专家担心两者无法兼容。伦敦大学学院（UCL）数码权利及监管副教授Michael Veale指出：“集中式系统要求用户上载见过的人，而分散式系统不需要，它们不能很好地协同工作。”当追踪程式被视为放宽封锁的重要手段，他批评英国的集中化数据库无助达成这目标，因为它“破坏信任，无法跨边界运作，因此无助于开放国际旅行”。
不论集中式还是分散式，要有效就必须有足够人下载使用。英国牛津大学大数据研究所估算，手机追踪程式要有效，需要80%手机用户使用，即总人口的56%。分散式追踪应用程式Covid-Watch也有类似分析结果—需要大约50%至70%人口使用。
苹果和Google模式之所以得到较多国家支持，一大原因是他们意识到，私隐忧虑很可能会令市民对追踪程式却步。已有一些国家显示了这种趋势，对隐私的担忧可能导致了追踪程式的低使用率或高弃用率。新加坡在4月中旬表示，在当地推出追踪程式TraceTogether一个月后，约有五分之一国民下载，远远未达75%的目标，非用户就明言私隐是他们不使用的主要原因。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则表示，截至4月28日，已有150万人下载了该国的追踪程式，但活跃用户只有不足90万人，占测试区域内16岁以上人士仅20.5%。澳大利亚政府的COVIDSafe应用程式也只有8%国民下载。
《华盛顿邮报》联同马里兰大学民主与公民参与中心，在上月中至月底随机抽样访问了1,008名美国成年人对追踪程式的使用意愿。整体而言，拥有智能手机并愿意使用感染追踪程式，只有41%受访者。对感染追踪应用程式质疑的一大原因，是对Google、苹果等科技公司的普遍不信任，大多数人对他们是否会保护健康数据私隐表示怀疑。57%智能手机用户表示，对公共卫生机构有“极度”或“大量”信任；56%相信大学；只有47%相信健康保险公司；43%信任科技公司如Google和苹果。
43岁的Brent Weight在美国爱达荷州经营一家小型卡车公司，是共和党支持者。他对科技公司仍然没有信心：“他们在保护私隐和数据方面没有良好往绩。如果我不信任他们，就不会再给他们更多资料。好像每隔几日就听到大公司有数据泄漏，遗失信用卡资料之类。当他们只说程式会是安全和匿名，我不会轻易相信。”
56岁小学教师、民主党支持者Tom Melaniff居住长岛，他认识“大量人士”感染了新冠肺炎，但他不愿意使用由大型科技公司开发的应用程式，因为“它们拥有太多信息”。若换成由主流大学设计的话，Malaniff的抵触较少，尤其是知名大学：“大学的项目可能是另一回事。但科技公司不行。”
另一共和党支持者、57岁的宾夕法尼亚州退休家庭护士Jimmie Fosbrink，对追踪程式表示欢迎：“我们早已被追踪了，那么为什么不为人民的利益，使用它来帮助对抗疫症呢？打开Google地图，它已经可以知道你去过哪里了。”不过，她认为前提是要自愿参与。
抗疫的必要之恶？
手机程式的追踪方式分歧，以至各地市民是否愿意使用，再次揭示了疫情底下私隐与抗疫的角力。主张保护数据私隐的，对集中式系统的好处持谨慎态度。非牟利组织Mozilla全球私隐、信任及安全副总裁Alan Davidson相信分散式系统有更好的私隐属性：“集中式系统最终确实使政府能够知道你的社交图谱。真正的问题是，大家在寻求的好处，真的值得冒上那些额外的私隐风险吗？”
上月底有逾170名学者联署向Gould发公开信，警告追踪程式可令英国成为“监视国家”：“我们敦促，数码解决方案在健康上的好处，要接受所有来自相关学术领域的专家深入分析，充分证明它值得冒上所涉及的风险。”
换个角度，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资深技术专家Daniel Kahn Gillmor提醒，当追踪程式无效或不再需要时，就没有放弃私隐的理由：“如果这些系统最终无法有效地压平曲线，那么我们也希望当局会承诺将其关闭。”因此，有近600名学者自上月中起联署认可Google和苹果的做法，称任何中央数据库都有“任务蠕变”（mission creep）的风险，并且“可能会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对这种应用程式的信任和接纳”。他们主张：“重要的是，在要走出当前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仍不能创造一种工具会对人口进行大规模数据收集，无论现在还是以后。”
相反，正是考虑到当前危机，贝理雅全球变化研究所技术与公共政策执行总监Chris Yiu认为，一些正常情况下在民主社会中不能接受的措施也会得到合理理由：“这与传统有关我们应否就面对生活方式的安全威胁时牺牲自由和私隐的辩论颇为不同。重新平衡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以利用新科技，并不算是认输。”
Fraser更批评强调私隐的人无视现实：“当听到有人说这些追踪程式永远不会有人用时，就好像我们不是存在于现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德国公民权利学会（GFF）主席及柏林司法部事务主任Ulf Buermeyer来说，私隐权利更不是至高无上的：“我是私隐权的拥护者，但不认为私隐是绝对价值，私隐必须依据情况与其他人权互相平衡。生命和健康也是重要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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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1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18日）《私隐让位于人权 抗疫新招：手机追踪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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