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中史教材引发的争议 英国人不一定为鸦片战争辩护（下）
凑巧的是，最能证明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之认知是因时而异的，正正便是将近两世纪前的鸦片战争去到近年居然又重新成为一个政治敏感议题，这点可从围绕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建构》一书的争议略窥一斑。该书于2011年面世时未见引发多少纠纷，当年7月香港书展邀请作者本人前来举办新书发布会，她在会上坦言感受到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构成的耻辱，亦令身为英国人的自己感到蒙羞，后来蓝诗玲几番接受内地传媒的访问，也多次重申她并不认同鸦片战争起于文明冲突，以及强调英国“不应该把很容易上瘾的麻醉品走私到中国去”、“不能为了保护贸易去挑起战争”。尽管蓝诗玲本人不只一次现身说法解释自己的立场，她的著作最后却还是躲不过在中国被批评与审查的命运。
承接上文︰剖析中史教材引发的争议 英国人不一定为鸦片战争辩护（上）
毕业于香港大学的英国皇家历史学院、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很快便在2013年于《清华大学学报》发表文章高调抨击蓝诗玲的著作，他将该书主旨理解为“若隐若晦地高呼中国该打”，又认为其内容重复着“根深柢固的西方偏见……英国人坚称其发动鸦片战争是正义的”、只是在替这种观点“借尸还魂，甚至推波助澜”，最后更称其书反映“帝国主义侵华之心不死”。到2015年该书简体中文版发行之时，书末讨论共产党自身涉嫌种植“特产”罂粟获取收入及利用鸦片战争课题进行政治教育等事的部份遭删节，香港与台湾立刻就有人捉着此点攻击大陆政权，还有青年学生领袖读书中途借题发挥，牵扯到自己不算中国人而没需要继承这种“民族耻辱”云云……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各方似乎都是出于自身需要，片面引述蓝诗玲著作的部份内容而已。
内地官方政治语言的变化，或许也是鸦片战争再度变作政治敏感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中共最高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执政愿景。2012年11月，新当选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在场展品便包括鸦片战争期间的虎门大砲，接着他发表讲话，首次言及“中国梦”，其中提到“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嗣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上屡次谈起“中国梦”，亦经常将鸦片战争称作中华民族抗击外族欺侮之始。虽然对中共最高层而言，民族复兴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制度建设紧密相连，但在社会层面，“中国梦”与膨胀的民族主义撞击，在这种环境下外国学者对此段历史的评价难免容易引来关注。
另一方面，两次鸦片战争史实又与香港、台湾存在紧密连系，香港岛、九龙半岛被割让给英国及台湾开港通商，都是战败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结果，故此随着近年两岸三地政治气氛越趋紧张，有传媒或舆论领袖征引外国学者相关论著大造文章也不足为奇。
国籍背景未必规限史观
说回英国人的鸦片战争史观，这个岛国上的人既然由始至终都未曾有过统一看法，那指称他们否定鸦片走私在战场中的角色无疑属于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本地历史教科书出现有错引、超译史景迁著作的情况，以及后续好些“一竹篙打死一船人”地斥责西方学界长年在淡化鸦片战争对中国祸害的评论，其实指向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普通人都不愿意花费心力查证“鬼佬”、“老外”具体到底说了什么，单凭从国籍背景得出的刻板印象便断章取义当作外国人观点。“英国人嘛？自然是为当年侵华辩护，他的话不用听、他的书不用看！”未看半页英文史著的人大概心中这样暗自嘀咕一下，随即便能义无反顾抓来几句转述的话，大骂民族仇敌的秕言谬说、控诉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纵使对方很有可能已在别处讲过你想说的话而你没留意罢了。
这边不妨转去看看日本京都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宫崎市定，他曾经在抗战时期发表一篇文章形容明代倭寇“本来都是贸易人员”、“为明朝的门户开放做出卓越贡献”，而且他本人也有服役于侵华日军行列之中，甚至利用自身知识直接投身搜刮中国文物活动……一般人知道他的这些主张与经历之后，或许就会先入为主将他当成典型“日本鬼子”，觉得他对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应该会利用类似的逻辑进行分析，但宫崎市定的《中国史》却这样写道：“英国人嫌恶鸦片战争的名称，却强辩说这次战争，是两个不同体制—闭关自守与自由贸易主义—的冲突，是为了使中国开放对外建交的战争；但是，这实在是一种本末颠倒的搪塞，开启战端的原因是在于维护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这项事实也不应该掩饰。”足见从国籍刻板印象得出的认识未必能够适用。
与此相对，中国学者亦非个个都是像现在许多人以为那样强调洋商走私鸦片引发战争。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说：“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称鸦片战争“表面上是因禁止鸦片问题而起，然就战争的真意义说，可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而战后中国人“还是认中国为世界文化之宗，不承认西洋夷人也有什么可称为文化的，不承认西洋𪿫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这些言论在今日爱国人士听来肯定无比刺耳，但它们确实都是民国学者出于鞭策国家改革图强目的而发表过的论述，跟鸦片战争本身一样是历史的一部份。我们不能抽离当时局势抨击他们损害民族自信，甚至还给他们安上一堆“翻案”或“崇洋媚外”的罪名。
归根究柢，个别海外学者受囿于史识或背景，对牵涉中国历史事件的部份看法未必完全合乎公众期望，同时我们也无法排除当中的确有人基于某种企图，刻意作出与事实存在落差的陈述以至“翻案”，然而上述情况终归只是少数，大多数治学之人应该还是希望在客观认识相关史实的基础上，作出他们自认为持平执中、公正无私的论断。我们不能因人废言，更加不能因“国”废言；在对事不对人之外，更需要对事不对“国”……毕竟并非所有英国人都会为当年发动战争入侵中国砌词狡辩，中国人也不见得一定全部就承认鸦片战争是民族苦难开端的“国耻”。
一百八十年前的鸦片战争是值得尊重的历史，但这一百八十年来各国学者研究、评论鸦片战争的经过亦是同样值得尊重的历史。假若不先尝试理解他们的观点就凭空斥责，难道不又属于对历史的不尊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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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11日）《剖析中史教材引发的争议 英国人不一定为鸦片战争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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