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慈善资本主义 富豪捐款也讲求回报？
“慈善资本主义”算是颇为新颖的概念，首先在2006年由《经济学人》编辑Matthew Bishop提出，两年后，他进一步阐述概念，并写出《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Philanthrocapitalism: How the Rich Can Save the World），讽刺的是，成书之时正是金融海啸前后，富人似乎没有成功“拯救世界”。
撰文︰罗乃智
在书中，Matthew Bishop梳理出西方民间慈善的五个主要年代：第一个年代始于十七世纪初，资本主义渐趋成熟，改变财富分配方法，导致人类社会首次出现平民出身的富人阶层，拉开民间慈善的序幕；英国亦于1601年制定《慈善用途法》（Charitable Uses Act 1601），亦称为Statute of Elizabeth，成为史上最早的慈善法。第二个年代是十八世纪初期，欧洲经历一连串动荡后渐趋稳定，亦开始出现股份有限公司（joint-stock company），加快财富累积，为民间慈善的兴起注入动力，英国慈善家们流行兴建医院便是一例。
第三个年代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成效显著，欧洲资本家财富增长日丰，社会分化渐现，为民间慈善提供诱因及舞台。第四个年代发生于二十世纪初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至北美，超级富豪陆续在美国诞生，石油大亨John D. Rockefeller、钢铁大王Andrew Carnegie、汽车大王Henry Ford等相继成位慈善基金会，当中Rockefeller的人生目标是“尽力地赚钱，尽力地存钱，尽力地捐钱”，成为时代标志。
Andrew Carnegie在1990年发表的《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最具象征意义，他认为富人应善用财富帮助社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金句众多的他曾说：“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拥有巨额财富，那就是一种耻辱。”（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慈善的英语运用，也从charity变成philanthropy，早期“施舍”的味道慢慢消失。
两次世界大战让民间慈善的第四个年代终结，并进入接近半个世界的冬眠期，直至华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比尔盖茨出现，让民间慈善再现，也逐步发展成慈善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富豪投入慈善事业，自十七世纪以来并不罕见，只是不同时期有所起伏，行善形式也有差异。
新旧慈善家作风迥异
然而，慈善资本主义作为崭新词汇，尚未有清晰的定义。根据《经济学人》出版的《经济学A─Z速查指南》（Economics: An A-Z Guide），慈善资本主义特色之一，是“富裕的企业领袖捐出大笔私人财富，并运用自己的商业才能，投资从事创新的社会型创业者，确保他们的钱有效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由于个人性的慈善事业相对上没有代理成本的问题，再结合慈善家的商业才能，在因应某些问题时会比传统政府更具成效。”象征人物之一的盖茨夫妇，更称此过程为“创意资本主义”。
新旧慈善家赚钱的方式颇为不同，旧经济年代的富豪都以实业经济为主，例如石油、钢铁、汽车业，新经济下的巨豪多数是靠科技赚钱，正因如此，或多或少影响他们对慈善作用的看法。
过去的慈善家多是“捐款了事”，甚少以个人意志加诸于受惠机构，慈善机构与企业之间互不牵扯，例如卡内基捐款兴建图书馆后，可以被收归国有，当中不牵涉消费行为，也不会持续创造财富。二十一世纪“老一辈”的慈善家、以价值投资法见称的巴菲特，捐出大部份身家给五个慈善机构（包括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其首任妻子命名的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Sherwood Foundation、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NoVo Foundation），然后自己继续专注于投资事业，甚少过问慈善机构的运作及款项用途。
然而，新一代的慈善资本家作风却迥然不同，他们讲求将资本利得的精神套用在慈善事业的营运中，特别重视经营方式与管理技术，重视投资回报，务求捐款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解决他们关注的议题。
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家Robin Rogers认为，慈善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于三个M：Money（金钱）、Market（市场）、Measurement（测量）。简单而言，富豪投放金钱于慈善活动，同时认为市场力量可以分辨项目是否有效率，重点在于，他们追求有目标且理性地运用资源，以数据分析该项目是否有成效。
Facebook首任行政总裁Sean Parker则形容为“黑客式慈善”（hacker philanthropy），企业总裁可以自由掌控资金运用，毋须像政客般受到体制如国会、官僚架构等制衡，变相随心所欲，就像网络黑客般，另辟途径应付问题，分别只是黑客采用程式编码，富豪大洒金钱。
被认为是慈善资本主义象征人物的比尔盖茨，在2013年的《华盛顿邮报》中撰文《我解决世上难度最大的计划》（My Plan to Fix The World's Biggest Problems），强调测量方法对于改善人类生活至关重要，他回顾自己慈善事业的过往表现，认为新测量方法结合商业手段，世界上最贫穷人口的生活已得到迅速改善。在Netflix纪录片《盖茨之道：疑难解法》（Inside Bill's Brain: Decoding Bill Gates）中，不时见到盖茨与基金会团队开会，探讨解决疾病控制（减少小儿麻痺症等疾病）和公共卫生（为缺乏干净水资源国家重新研发厕所）等社会问题的良方，他本人更是以大量阅读见称，在团队会议中侃侃而谈，发表意见，参与其中。讲求回报、效率的“慈善资本主义”，渐次形成。
不过，追求效率不是毫无缺点。著有《政策赞助人：公益、教育改革和影响力政治》（Policy Patrons: Philanthropy,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Influence）一书的作者 Megan E. Tompkins-Stange重点研究美国四大教育基金会，以图找出他们对公共政策、社区关系造成的影响，她访问多个基金会的内部人士，他们以匿名的方式揭露基金会透明度欠奉的问题，当中被批评最多的，正是为人称道的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她发现，基金会不单纯是资助教育，更会试图左右教育政策走向，相当具战略意图地制定议程（agenda setting），以按照捐款者喜好的社会秩序和变革模式来制定方针，影响政府施政。有趣的是，Megan认为如果访问不是以匿名方式进行，将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侧面反映基金会的文化。
她在接受露西葛芮妮访问时表明，矽谷巨富的操作方式让人担心，因为这群二、三十岁“富裕白人小伙子”在种族、性别议题上存有盲点。诚如她在书中所言，“主导者总是白人男性工程师，而不是黑皮肤的女同性恋社区工作者”，科技人普遍拥有的救世主心态─介入、颠覆传统、改变世界─也将导致议程出现严重偏差，未必可以惠及真正有需要的社群。
为制度辩护的手段
有趣的是，总部位于英国牛津的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在2017年发表题为《99%人的经济》（An Economy for the 99%）报告，明确指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1%最富有者口财富，足以与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拉平，与此同时，全球十强公司的收入，也超过180个最贫困国家的总收入，反映财富分布严重不均。报告将矛头指向富豪及其企业，认为当企业为富人工作时，最需要经济增长的人却分享不到好处。为让企业高层获取高回报，企业不遗余力地压榨工人和生产者，并避免支付对每个人，特别是最贫穷的人有利的税收。
虽然报告没有指名道姓，却反映近年超级富豪的慈善事业、或是企业常宣之于口的企业社会责任，均对扭转这趋势无甚效果。文章认为，慈善资本主义的核心，始终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慈善，尽管巨富继续捐款，哪怕是作出善意的努力，也只是为有利于富人的制度护航。
也有意见认为，慈善事业协助资本主义扩展版图，使其跳出商业逻辑的固有框架，逐渐侵入社会、文化、政治等所有领域。这也不是表面的慈善活动，内含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俨然捐款者的意志化身。慈善事业被重新塑造，类似于创业，讲求具效率、符合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专门研究政治理论及慈善活动的美国学者Amy Schiller曾在《华盛顿邮报》诘问：如果只有富人愿意捐款做慈善会如何？（What happens when only rich people give to charity?）她在文章中回答，当捐款者过度集中，只有少数组织可获矽谷小圈子精英的垂青，变相意味愈来愈少的慈善机构可以获得捐赠，尤其当他们各有盘算倡议时，更是难上加难。当慈善资金只是取决于富人的异想天开和个人利益，无法进入捐款者眼帘的族群，将无法得到照顾。
中美慈善性质不同
再放眼社会主义的中国，慈善之风也于近年冒起。以马云为例，他早年宣布，自2010年起，集团每年将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三用于慈善事业，以加强环保意识、鼓励节约和支援其他企业社会责任，次年成立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在2014年更捐款145亿元人民币，刷新中国慈善捐赠纪录；2018年，他正式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一职，并声称会专注于慈善事业，故网民戏称他从“商业马云”转身“慈善马云”。
至于另一位中国新经济巨富、腾讯创办人马化腾，虽然被批评行善起步较迟，也在2016年捐款近139亿元人民币，以支援医疗、教育、环保等范畴的慈善项目，在该年《胡润慈善榜》中称冠，腾讯共同创始人陈一丹也排名第二，捐款设立教育奖项“一丹奖”。在2019年《福布斯》发布的中国慈善榜中，三大互联网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创办人也在十大之内，主要支持教育和扶贫两大范畴，当中教育更占半壁江山，中国企业家似乎乐于捐赠予母校，或设立专项教育基金。
同样是大额捐款，同样靠科技致富，但中国的慈善家如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却似乎与“黑客式慈善”沾不上边，他们没有试图以创新的手法解决社会问题，更像是美国上一代的慈善家，冀为社会贡献，并留下好名声。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现实下，遑论他们有着像朱克伯格般的野心，透过慈善来增加对公共事业影响力的批评。慈善资本主义来到中国，似乎也有点水土不服。
总的来说，慈善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可谓毁誉参半。批评者普遍认为，慈善资本主义让透过不公平机制创造财富的富豪，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将财富左手交右手，“再分配”在自己口袋中，整个过程更打着慈善这亮丽招牌，连带让社会责任掌握在利用社会谋取私利的人手中。难怪《卫报》专栏作家Owen Jones大字写道：我们不想要亿万富翁的善款，我们要他们交税。（We don't want billionaires' charity. We want them to pay their taxes.）
同时，也有人担心企业家公关思维挂帅，借慈善为名，操控公共事业为实，担心他们只是用钱买一个自己乐见的将来，但对扭转财富与权力失衡并无帮助。尽管巨富们承诺赠款金额愈来愈大，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天文数字，但也反映这个“慈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贫富悬殊迅速扩大的时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立锥无地”，少数人的巨富只会继续以牺牲穷人为代价而增长。在这个立论上，慈善资本主义无异在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甚至美化它。不过，无可否认，如果可以让这批聪明的脑袋，以更精简有效的行事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话，也不失为人类的福祉─前提是，企业家们最好真心诚意以解决问题为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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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11日）《巨额捐款的个中玄机 解构慈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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