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抗疫背后 是富豪在玩“慈善资本主义”游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致席卷全球的世纪大疫症，不但危害很多人的性命，也对社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东西方富豪都慷慨解囊，作出巨额捐款，或用于防疫抗疫，或用于社区重建，或推动经济复苏等，名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广获传媒报道，令人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掠取巨大财富的资本家慈善的一面。
说起资本主义，难免令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那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让人产生负面联想─贪婪、自私、万恶、剥削、贫富悬殊、分配不均；相反，慈善一词却是象征社会善良、慈爱的光明一面，如果将两者一正一负结合起来，究竟会产生何种效果呢？这正是本文要解构的“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
撰文︰罗乃智
新冠肺炎于多国猖狂肆虐，引致全球民众恐慌，也激起人类携手抗疫的斗志和决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球十大亿万富豪之一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自己和妻子联名的慈善组织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之名，向另一位亿万富豪、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旗下慈善基金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捐款2,500万美元（约1.94亿港元），投放于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 他在4月尾又加码，宣布再捐1,360万美元，以支持加快三藩市湾区的新冠肺炎病毒检测速度和能力。
与此同时，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首席执行官Sundar Pichai表示，该集团将捐赠超8亿美元，用于生产针对新冠病毒的医疗用品；Twitter创办人Jack Dorsey也承诺捐款10亿美元，用于病毒研究，占其财富28%；Amazon及Mircosoft各捐赠250万美元予救济基金，为美国受疫情扩散影响的地区提供物资；总之，各出奇谋，不一而足。
欧洲及亚洲的富豪也不让美国巨富专美，瑞典Tetra Pak创办人的孙子Hans Rausing向支持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的慈善机构捐赠1,650万英镑；29岁的英国西敏公爵Hugh Grosvenor则直接向NHS捐赠1,250万英镑；早在今年1月，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已宣布捐出一亿元人民币，支持新冠肺炎疫苗研发，之后又向百多个国家捐送医疗用品如口罩、呼吸机等。至于香港，身为财富象征的李嘉诚透过李嘉诚基金会捐资一亿港元；李兆基两名儿子则以家族名义捐出1,000万元人民币；其他地产商如嘉华、新世界、恒隆、九仓等，也纷纷捐出千万元人民币，用以支援内地抗疫。
针对这些善举，普罗大众当然可以理解为：这些企业希望疫情尽快过去，商业活动回复正常；然而，社会上也有另一种观点：富豪们只是在玩“慈善资本主义”的游戏，不值得传媒过分美化，更不值得市民称许。
早在疫情肆虐之前，矽谷巨富新贵已经一掷千金在慈善事业之上，成立倡议各异、目标不同的基金会，蔚然成风，仿佛富豪之间比较的，不再只是公司业绩、个人财富、《福布斯》上的排名，而是捐赠多少、对社会公益有多大贡献。理论上，富豪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算得上是美谈，也非新鲜之事，为何会与“万恶的资本主义”扣上关系？
一切要从英国《卫报》在2018年5月发表一篇名为《慈善亿万富翁的窘境》（The trouble with charitable billionaires）的深度长文谈起。
慈善机构VS有限公司
这篇长文由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组织研究学专家Carl Rhodes与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管理学专家Peter Bloom合撰。事缘于2015年12月，Facebook创办人朱克伯格与妻子Priscilla Chan发公开信予呱呱落地的儿子Maxima，承诺将在有生之年，将自己持有的99％ Facebook股份，捐赠给以“提升人类潜力、促进平等”为使命的机构，作慈善用途。鉴于这些股份的市价在当时相当于450亿美元，故引起广泛讨论。
朱克伯格由公开捐款、到后来创立倡议性组织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广受注目，Carl Rhodes及Peter Bloom便是其中两人，该文一言以蔽之：企业总裁不再满足于赚钱及扩展商业版图，渐露控制公共事业的野心，慈善则成为达成目的的绝佳手段。
该文认为，朱克伯格在给儿子的公开信中，行文用字间予人他打算向慈善机构捐赠450亿美元的错觉，却原来这笔庞大捐款下成立的不是非牟利慈善基金会（not-for-profit charitable foundation），而是自己另立的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两者在法律涵义上有天渊之别，尤其在税收方面，有限公司的法律地位，让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大可任意投资其他公司、游说立法，甚至保留政治捐款的权利。这个倡议组织也不会限制这位年轻亿万富豪如何运用金钱，他本人既是捐款者，也是老板，拥有绝对话语权。
诚如普立兹新闻奖得主、调查记者Jesse Eisinger所言，此举除了让朱克伯格的金钱由左手交右手而毋须缴税*外，也为Facebook带来显著的公关效果。
此外，打响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头炮的，是试图解决三藩市房价昂贵的难题。朱克伯格声称要投放300多万美元，作为住屋补贴，以解决矽谷住房危机。
讽刺的是，三藩市房价高涨至一般市民难以负担的水平，正是由于Facebook等科技公司蓬勃发展所致，而300万元的补贴除了微不足道、无法解决本质问题以外，最终受惠的也会是矽谷工作者。
注︰美国的遗产税以高额累进见称，明文规定如果遗产达到300万美元以上，税率接近55%至75%，受益人也要先缴交遗产税；方可继承财富，有些州份甚至会对继承者再次征税。
美国虽然没有专门、独立的“慈善法”，相关的规定及条款散见于宪法、税务法、公司法、雇佣法等法律当中，却是早期给予慈善组织税务优惠待遇的国家。1913年，美国税法容许向获认证的慈善组织捐款的公司可获免税安排。
根据香港《税务条例》，缴交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或利得税的捐款人，可将认可慈善捐款申请扣税，总额最高可达应评税入息或利润的35%。
难怪朱克伯格遭到批评，他只是解决自己公司制造的问题，试图掩盖资本主义造成的困境，以及以慈善为名，为圈内人谋福祉。
Carl Rhodes及Peter Bloom在该文章并没有抹杀朱克伯格动机中包含慷慨捐赠、追求人类福祉等元素，毕竟美国人捐款成风，根据最新的《美国慈善年报》（Giving USA Annual Report of Philanthropy），2018年全美个人慈善捐赠总额约2,920亿美元，但两位作者却冷冷地指出，朱克伯格因此在税收、商业以及政治利益上的收获巨大；这种对慈善的重新理解和包装，无啻是“行政总裁社会”（CEO Society）的象征─将企业领导者的价值观硬套在社会不同范畴发展之上。他们后来更合撰《CEO Society: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Everyday Life》一书，进一步阐述其观念。
《矽谷帝国：商业巨头如何掌控经济与社会》作者露西葛芮妮（Lucie Greene）受该书启发，明确表示由于矽谷的慈善活动大都是这类“有限公司”主办，法例上无法要求他们向公众披露其捐款数目或其他任何信息，其行为更不受公众监督、质疑或挑战。按照企业家的说法，这样他们就可以采取更有创业精神的方式来做慈善。此外，她也开始留意朱克伯格的动静，这位未来学者在书中多次暗示，朱克伯格将来有意竞逐美国总统宝座，Facebook会成为其最佳宣传平台。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朱克伯格每年都会为自己订下目标，例如学习中文、成为素食者、每个月读两本书等。在2017年，其目标是“挑战遍访美国每一个州，了解真实的美国人”。如果他是总统候选人，此举当然正常不过，但作为企业创办人，却属异常之举，外界对于朱克伯格有意角逐公职的猜测和热议，马上达到顶峰。
事实上，自2014年开始，朱克伯格在公共领域展现的形象，开始出现微妙变化：有意无意将自己打造成智商高超但平易近人的住家男人，也经常发布家中小狗及女儿的照片，塑造自己为暖男慈父。加上Facebook在美国总统大选及英国脱欧事件中发挥的影响力，已隐然教人不安，如果朱克伯格有意将海量数据用于选举战，效果之疯狂，可想而知。
如果葛芮妮的推测正确，那么，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这个号称“重视推动科学、医疗、教育研究等解决方案”的机构，究竟算是慈善组织，抑或是为总统候选人洗白铺路、建立形象的超前操作？
继续阅读︰解构慈善资本主义 富豪捐款也讲求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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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11日）《巨额捐款的个中玄机 解构慈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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