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劳工】无工会下 开启新工运模式时代
随着中国1978年吹起的改革开放之风，市场经济急速发展，直到今天，中国甚至举起“再全球化”的旗帜，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与此同时，中国与“共产主义”也愈走愈远，市场经济冲击计划经济，也冲击原是中产阶级的工人，工人“被抛掷”到新的处境，中国政府与劳工的关系复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人运动此起彼落，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工人维权事件发生。
撰文：王维克
政治学者陈峰著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劳工——制度、冲突与变迁》就是针对这现象作出一个回顾、总结与反思。陈峰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著有《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转型与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与改革》（Economic Transi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Ideology and Reform），他研究的旨趣在于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理解国家力量与劳工行动的互动关系。
所以，在本书中，陈峰更关心在“国家因素”下，劳资关系的格局，国家怎么面对劳工问题的挑战，为何工人运动一直脆弱、无序、无组织？终极关怀当然也就是“国家－劳工”关系应往何处去。
在当代中国，劳工问题无疑是最敏感的话题之一，事涉中国现政权的“合法性”，也许在西方国家，劳工权益问题更多被理解为劳资关系的矛盾。但在中国，劳资关系与公权力密不可分，公权力经常介入到劳资关系当中，尤其劳资关系以工人运动的形式出现，往往令到本已经纠缠难清的“国家－劳工”关系更形复杂。
中国体制上，按官方的解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仍是现政权不可或缺的底色，但在经济急速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招牌更显尴尬，在劳动密集的工厂、国企改革大潮中，“劳工”成为了一个问题。具体体现在权益保障、工人集体行动权、劳资关系等方面，这些问题都是前三十年所没有的，尤其是江泽民时代，允许资本家入党，许多工厂的资本家本身就具有人大、政协的身份，使劳资纠纷更容易与公权力发生关系。
特殊制度下的“三脚櫈”关系
本书由三个部份组成，第一个部份是国家与劳工的相关理论、中国如何形塑劳动关系体制和工人行动；第二部份是国家劳动关系体制如何管控和处理劳动冲突；第三部份则是当前体制如何形塑工人行动主义。
简单来说，第一部份是学术回顾，建构书的分析框架；第二部份把中国劳动争议分类，主要是权利争议、利益争议及道德经济学争议三种，并且进行分析，放置到具体的案例当中，例如工会和冲突的解决机制，包括2005年大连开发区大罢工、东莞法院的调查、广东地区的调研等的田野经验；第三部份则是研究国企工人的抗争，分析传统社会主义“道义经济”解体之下，国企下岗工人的抗争手法。
国家、劳工、资本家的“三脚櫈”关系，彼此之间的合作、博弈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工问题中，地方政府之所以采取默认、调解、压制三种不同手法处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上述“三脚櫈”的权力对比差异。而三者的互动当中，显然地，在中国“全能政府”的管治模式下，国家、劳工的关系最为重要，劳资关系怎样解决，相关工人运动能否促进改变，还是原地踏步，工人面对的，意外地是国家，而非资本家。
陈峰研究生涯印象最深刻的，就数九十年代末，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推行的国企改革。陈峰在书里说：“市场化经济转型中，体制、意识形态、传统、法律、认知和工人行动之间的复杂互动。”在新的劳工观念引进、旧的“工人阶级”观念渐渐消亡的过程中，国企下岗工人的行动是复杂且矛盾的，他们不但是渐渐淡出的旧体制成员，更是新体制的受害人。面对招牌同样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他们只能够把抗争的矛盾指向本企业，陈峰说：“这种‘道义抗争’深受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文革经历影响，对不公正的抗议始终和怀旧意识交织在一起。”
因此，下岗政策虽然牵涉到几千万工人，但他们从未跨地域进行共同行动，传统社会主义的认知，让他们必须拥护党国体制，对于自身的不公正待遇，难以用新的市场经济逻辑理解，从而产生新的抗争理路。
广东带动的新工运模式
新的工人运动逻辑、理路在2000年代、2010年代初期才出现，而广东这个改革开放中“绿灯大胆走，见到黄灯快步走，见到红灯绕着走”、得市场经济风气之先的“中国工厂”，自然也就是新工人运动模式的发源地。
回顾历史，在2010至2015年间，从2010年广州南海本田罢工开始，成功使资方让步，员工加薪达33.1%；2014年的东莞裕元鞋厂罢工也成功争取到增加每月230元的生活津贴费。
从工潮到谈判，改善了“一次分配”这个成果，从而争取到“集体谈判权”，如南海本田于2010年后便几近每年也有薪酬待遇的检讨，2011年加薪30.4%，2013年罢工后再度加薪14.4%。回顾这些例子，似乎看出中国工人运动和官方渐渐摸索出一些默契，工人生活待遇的改善可以有限度地争取，但上述例子都是涉及“外资企业”，南海本田是日资，裕元则是台资，面对中国民间资本，形势则差别很大。
陈峰也在书的最后一章指出：“政府无意推进集体谈判的发展，更不用说承认‘工人代表的合法性’，相反，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新的政策措施，意在同时应对工人诉求和‘工人代表’的做法。”
事实上，南海本田的“集体谈判权”也没有特别意义，没有成为其他地区或者企业工人待遇改善的蓝本。例如在2018年深圳、惠州爆发的佳士工运，“工人代表”要求在全国总工会下成立工会，但结果诉求被拒绝，运动也以镇压告终，安插“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便草草了事。
广东工人运动衍生出的“工人代表”模式，与其说是一种模式，更像是一种默契，本身没有任何制度、规章加以确认，这些“工人代表”带动的罢工或抗议行动即便具有成果，例如带动加薪，但往往在运动过去后都会遭到“秋后算帐”，上述提过的本田罢工推手、湖南人谭国成与刘胜奇在运动过后便被厂方解雇。
“工人代表”走不进体制
习近平也重视工会改革，让工会能够真正代表工人声音，在2015年11月他亲自主持的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上通过的“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就有两点要求：第一点是“工作作风上，要去除总工会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官僚气”；第二点就是“身份上，要增强工会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这种论述代表了习近平政府了解全国总工会作为反映工人利益、意见的渠道，早已出现许多问题，上述不客气的陈述在修辞上是非常凝重的，但事实上，工会改革却非常困难。
即便是“集体谈判权”本身，地方政府就非常抗拒，更不用说是工会，即便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也具有相当的政治组织能力。陈峰在结语里说：“‘工人代表’提供了在工会不作为的情况下，组织工人的另类方式，使得工人或多或少有组织的方式，面对雇主，并有序表达诉求。”但同时“一个有效的工会是真正自愿性谈判不可或缺的基础”，这种临时性的安排或许能在部份场域有限，但在制度上却问题重重，当建立真正反映工人意愿的工会，对于政权的合法性，以至“维稳”大局却又是不利的。
现时，工人权益的保障就走在这两个矛盾之中，时刻摇摆不定。《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劳工》回顾了近四十年国家、劳工的互动关系，整体来说，工人的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陈峰这本书指出了工人由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渡到市场化逻辑、运用法律工具为自己维权的心理变化。但要如何理解政权的变化，并安全地维护自己权益，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个问题似乎过于沉重，也难以回应。
在历次工人运动里衍生出的“孤胆英雄”、“工人代表”们，大部份最终都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没有获吸纳成为体制一部份，协助解决“劳工问题”，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对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中国无疑是很大的刺痛；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国家、劳工这种紧张的关系是否必然，劳资纠纷中，国家应站在怎样的位置？体制又可以怎样吸纳工人的真实声音才会真正落实习近平工会改革的愿景？
《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劳工─制度、冲突与变迁》
作者：陈峰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上文刊登于第21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4日）《《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劳工》 中国工运中的国家角色》，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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