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上】在贫穷与歧视中 新来港女性孤苦挣扎
在广州长大的陈女士如今和五岁的儿子一同住在深水埗的㓥房。房间不大，房门正对着小小的淋浴间，中间只容一人转圜的地方有一处水槽，水槽边放一个电磁炉，就是厨房。往左看去，方方正正的开间里有挂在墙上的电视、塞得满满当当的橱柜、冰箱、折叠桌；隔板不放过墙上的任何空隙，一直堆到天花板，放着收纳箱、小孩的书包、文具和书本。房间的另一头有一扇窗，窗边支起一张上下铺，上铺堆放杂物，用来睡觉的下铺上散着一套儿童积木，陈女士的儿子正坐在那里玩。床边有一道帘子，作为分隔卧室和客厅的界限。
今年11月，陈女士将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只不过，未来会否永久在这里生活下去，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也是因为小孩才会搬来这里。”陈女士坦言。
2008年，陈女士与经介绍结识的香港丈夫结婚。“等到2012年时，就说我可以来香港了。”尽管如此，在小孩出生之前，她一直在广州生活。“我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且当时年轻，不觉得每月见一次有什么问题。”但小孩出生后，她开始为孩子的未来考虑。由于孩子的香港身份，在内地读书手续复杂，同时考虑到香港有更好的教育资源，2016年，陈女士携子来到香港与丈夫团聚。
突然的同居生活并未如预期般顺利，反而触发一连串矛盾。很快，陈女士与丈夫离婚，一力承担起照顾孩子的重任。“之前还有联系。最近一年（孩子父亲）干脆了无音讯。”
独立支撑——新移民女性生存现状
在跨境婚姻成为常态的今天，内地女性与香港男性结婚移居香港后，仍要面临诸多困难。社区组织协会（社协）干事施丽珊说，在她从事新移民社会工作的过程中，类似陈女士这样的个案并不鲜见。“移民过来后和丈夫感情破裂，或者丈夫去世独自带小孩的，我们管这类个案叫做‘单亲’。”不过，这仅是新移民女性正在面临的诸多困难之一。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经济状况。”施丽珊指出。根据扶贫委员会公布的《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新移民住户的贫穷率达到34.4%。“这个贫穷率我们要多方面看待。”施丽珊认为，新移民女性的贫穷不能归因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亦要考虑到其家庭状况。一方面，她们的丈夫多为基层劳工，收入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女性往往以照顾子女为生活重心，在此前提下，限制了她们的职业选择与发展。
“（在香港）找工作很难，总是要去找一些比较低贱的！”回忆起初来香港的境遇，陈女士感叹道。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毕业的她在广州时有一份满意的工作。“我喜欢做销售，之前在广州一直做超市的管理，但在香港不行了。”她顿了顿，补充道，“因为我不会讲英文。”
考虑到过去在超市的工作经验，陈女士首先去面试百佳、惠康等香港连锁超市。然而，即便操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做事利落、不怕辛苦，不会英文却使她在揾工时屡屡碰壁。直到某天见工失败后，她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路过一家凉茶舖时和店主婆婆搭上话，询问可不可以在这里工作。“婆婆人很好，当时就同意了。后来我就一直在她那里工作。”
“要照顾小孩，所以只能做part-time（兼职），做一个钟赚一个钟，做得最多的那个月拿到了4,200元。”陈女士说。五岁的儿子正在读幼稚园，她每天早上8时起床，送小孩去上学后立即回家打扫，然后10时返工，忙到下午3时半，再匆匆回家买菜做饭，赶在5时去接小孩放学。“香港比内地好的一点就是做兼职可以弹性些，让我有时间照顾小孩。”她说。
工作之外，陈女士的生活围绕着儿子展开，很少娱乐，没有社交生活。“（小孩）是一份寄托吧。”她说着，摸了摸在玩玩具的儿子。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新移民住户的贫穷状况有明显好转。施丽珊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新移民女性投身职场，分担了家庭经济压力。尽管如此，在工作与抚育子女的双重压力下，新移民女性仍要面临来自家庭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根据施丽珊的观察，许多新移民女性在移居香港之前，并不了解自己将要面对的家庭关系。“比如有些父母不赞成儿子找内地来的妻子。这位女性嫁过来后，就会发生很多矛盾。很多人会反映说自己被婆婆和小姑当做工人，什么事都要她做，却还是对她不满意，处处刁难。”加之新移民女性往往孤身一人来到香港，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无亲无故，亦无社交圈子，同时还要应对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文化冲击，“很多新移民女性内心是非常郁积的。”
另一方面，香港社会投向新移民女性的目光并不友善。施丽珊认为，近年来，随着香港本土意识发展进一步成熟，加之对单程证政策的讨论愈发激烈，“蝗虫论”甚嚣尘上，“大家好像已经把歧视新移民当做一个应该、合理的行为”，然而，这种“歧视”是建立在诸多误解与偏见之上。
比如，人们普遍认为新移民占用香港社会公共资源，尤其在社会福利方面成为沉重负担。但以公屋资源为例，实际上，15%轮候公屋者有新移民家庭成员，他们是与在港家人共同申请，只会成为原有轮候个案的新增成员，不会增加轮候个案数目；此外，仅有5%新移民因特殊困难需领取综援，结合贫穷率而言，领取综援率较低，这意味着有95%的新移民自食其力。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主题性报告：内地来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新移民劳动人口参与率达到54.2%，其中，新移民男性的参与率为73.2%，高于全港男性劳动人口参与率的68.4%；新移民女性则为46.9%，低于全港女性的数字（50%）。另外，开放自由行后，港人与内地旅客的冲突经过媒体渲染放大，连同过往中港矛盾下积累的不满情绪，都被转移到新移民身上。
“关於单程证的讨论往往集中在（每日）150个名额上，有人提出香港方面应当争取审批权削减名额，这其实不合理。”施丽珊指出，当下跨境夫妻团聚申请单程证的平均轮候时间为四到五年，如果按照建议将名额缩减至75人，那意味着夫妻团聚要等八到十年。“这八到十年，夫妻要花钱花精力两地奔波，夫妻关系可能会出问题，小孩的照顾也会出问题。政府也要花钱去照顾这些家庭。这些都是社会成本，不是不用钱的。”
继续阅读︰【新移民．下】反歧视立法遥遥无期 施丽珊︰看不到政府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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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1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4日）《贫穷与歧视—新移民女性的生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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