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 · 深度】鼓励长者就业不能忽略的两大前提
智经研究中心早前发表长者就业报告，指出香港长者退休年龄及劳动人口参与比率远低于新加坡、日本及南韩等地，故建议特区政府透过税务优惠、薪酬补贴及公众教育等方式，鼓励已退休的长者重返劳动市场。释放不同群组的潜在劳动力，本质上并无不妥，然而，过往香港讨论长者就业率低于邻近地区时，焦点都落在“如何促进长者就业”，却没有反思当下的长者就业究竟面临怎样的苦况，更忽略了两大基本前提。
前提一：银龄劳工再续工作须基于自由选择，非为生计勉强工作
有意见表示，较年长人士一般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而他们在职场上所拥有的专业知识，皆是社会重要的人力资本，可以发挥特殊优势，故呼吁政府思考如何善用他们在职场上的角色。再者，即使他们上了年纪，但也有为自己安排生活的权利，职场不能因而歧视他们，扼杀他们继续工作的自由。
不过，盲目鼓吹退休长者重返职场前，必须了解本港长者就业的概况。翻阅2019年由政府经济顾问编写的《长者就业情况：本港最新发展及海外政策比较》报告不难发现，若然以职业来划分的话，香港在职长者劳动人口中，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特点便是较多从事较高技术职业，当中以行政人员及经理级职位为主，惟他们只占本地数字的少数。同时，另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便是本港在职长者从事较低技术工种的比例（68.8%）仍高于整体就业人口的数字（56.3%）。
这两项数据反映两个情况。首先，本港目前有将近七成的长者劳工从事低技术工作，所赚取的工资相对微薄，而且这类工作几乎都是辛劳体力型。这反映现时仍就业的长者，他们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所能选择的行业也狭窄，例如餐饮服务，街头清洁等，当中不乏要求日晒雨淋，涯更抵夜，甚至在不安全的环境下工作，故当他们日渐老迈，身体机能转差，实难以想像，这批长者如何在不友善的条件下，仍被继续鼓励工作下去。
其次，渐趋增加的长者就业人口，其实也反映出在福利保障不足的情况下，默默耕耘大半生的长者，仍有可能因积蓄难以支撑未来退休生活，因而迫于无奈选择重返职场。例如，参考政府统计处的资料，香港65岁及以上的劳动人口，由2007年的4.28万人，增至2019年的15.6万人，增幅高达3倍有多。同时，长者贫穷人口在政策介入前，人数却没有劳动人口增多而减少，例如由2009年36.6万人增加至2018年的51.7万人。可见近年岁有大量长者重投市场，当中有多少长者真的拥有“选择权”，并非因生计而勉强继续工作，实在是难以想像。
前提二：行业范围不能一刀切，并须反省现时退休保障的不足弊端
为什么相对其他地方而言，香港从事较高技术职业的长者比较会比较多？首先，香港并没有制订统一的法定退休年龄；其次，相信从事较高技术职业的，有不少都是可以选择延长服务至65岁的公务员，他们获得回报的诱因明显较其他工种更为丰厚。因此，有人建议应该提高并划一法定退休年龄。
不过，这实非良策。香港最低工资长期低于基本生活开支水平，即不足以应付基本所需，而绝大部份领取最低工资的，就是劳碌大半生但退而不休的长者。当他们好不容易终于挨到可以申领综援或高龄津贴或领取退休金的65岁，倘若贸贸然因制订法定退休年龄而延长申请年龄，这未免太过残忍。
另外，《香港01》早前也曾报导，部份工种深受银龄劳工欢迎，皆因入行门槛低，例如职业司机便是一例。惟近年不少交通意外也与老龄司机有关，由于他们要长时间工作，部份更从事通霄更，要求他们长时间集中精神，这些条件对长者来说，实在颇为苛刻。同时，部份职业更是背负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若将鼓励银龄人口就业范围扩至全部行业，甚至乎透过法律框架制订退休年龄，这种一刀切的形式无疑会引起很多挑战。
故此，要真正鼓励长者就业，前提必须要保障他们拥有真正的选择权，而这个权利无疑也建基于，特区政府是否有为他们提供适切的退休保障。例如，政府是否愿意进一步规管市场，考虑参考邻近国家的做法，透过立法形式来制定长者重聘指引，并按长者能力来设计合适工种、制定薪酬，从而规管企业雇用长者员工的责任。
再者，目前不少长者选择重投职场，部份被质疑非基于自愿因由，而是为了生存而勉强选择。故特区政府是否乐意调低长者综援申请的门槛，甚至乎进一步考虑全民退休保障，勇于踏出一大步来修补缺口，别再小修小补，避免二次分配这个责任，还全港长者一个规划退休生活的真正“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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