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新加坡疫情渐失控 社会多元化为抗疫关键?

撰文: 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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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初期(现在已是全球性大流行病),我认为与新加坡政府被称为“黄金标准”的举措相比,香港政府的应对措施显得苍白无力。即使是香港人自己也不相信他们的政府,尤其是在2019年持续多月的游行抗议后更是如此。但歪打正着的是,这种对当局的不信任似乎促使香港民众采取了各种积极应对新冠病毒的手段。确实,对政府缺乏信任最初导致了一定的恐慌性购买和囤积生活用品(包括卫生纸),但佩戴口罩、待在家里、保持社交距离、监督他人保持卫生习惯(尤其是从境外回来的人)—所有这些微小而重要的举措,都是自下而上、自发进行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
撰文︰刘浩典

承接上文︰【新冠肺炎】狭隘视野酿决策盲点 新加坡疫情决堤的教训

作为一个深信强势政府拥有优势的新加坡人,我最初认为这种社会反应,往好的说是完全没有必要,往坏的说是会引起恐慌;但作为一名旅居香港的新加坡人,我没有资格批评香港的各种举措。渐渐地,我开始欣赏香港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极强的适应能力。

新加坡民众对政府的充分信任也是当局极为重要的优势。图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美联社)

新加坡人有理由为他们强大而称职的政府感到自豪,民众对政府的充分信任也是当局极为重要的优势。但不可缺少的是一个强大社会的存在—一个能够核查、质疑并要求强大政府承担责任的社会。强大且称职的政府和能够核查且约束政府不当行为的强大社会之间,存在着一条狭窄的走廊,它在保护民众享有权利和自由的同时,保证国家能够高效运转。

正是强大国家和强大社会之间存在的“竞争”,存在的卓有成效的紧张关系,才促使两者都取得进步。如果政府强势而社会弱势,两者之间的走廊就会缩小,甚至消失。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无法改正错误和弊端的所谓“全能”国家,它极有可能向专制国家发展,这类国家虽然表现出色并能带动经济增长,但权力滥用的风险亦较高,而社会又缺少限制这些权力滥用并向政府问责的民间组织和政治机构。

一个强大的社会往往重视且鼓励多元化: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可以拥有不同见地,向社会公认的观点和政府决策发起质疑,更意味着应该有必要的机构来监察和限制政府的行为—这些机构包括公民社会、议会、独立法院、自由的媒体。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调整“众志成城面对危机”的表达方式。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并不反对多样化观点和持不同政见者,但它坚持认为在危机中,人们应该团结起来支持当局,对不同观点的争辩则应先暂时搁置。这种观点没错,但也只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在危机中,决策者面临的最大认知威胁并不是缺乏团结,而是由于被困在危机里太久而产生的狭隘视野。

一个强大的社会往往重视且鼓励多元化,意味着应有必要的机构来监察政府的行为,这些机构包括公民社会、议会、独立法院、自由的媒体。(资料图片/罗君豪摄)

此外,面对一个前所未有、完全不熟悉的威胁时,我们现存的经验和机制可能都不足以应对,这使得政府倡导多元化变得更为重要,或者至少要对各种异议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论是关于这种新冠病毒到底有多致命,还是戴口罩是否有助于防止病毒传播,在这些议题上都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要意识到你自己可能是错的,而你的批评者可能是对的,这能给你更多回旋的余地,让你在想要或需要调整政策方向时能拥有更多“政治空间”。在当下如此一场迅速演变的危机中,中途调整和改变策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样。

有些阿谀奉承的人试图通过压制异议来制造一致或团结的假象,这显然是无益的。在这次特别的危机中,我们看到人民行动党在网络上用各种手段影响舆论:攻击持有异议的人,妖魔化那些批评者,嘲笑其他政府,并试图制造群体性的趋同思维。然而,这些手段并不能使得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应对危机;我们甚至不清楚这样做是否有利于执政党,因为这些手段似乎只能吸引到其核心支持者的注意力。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是一个经典案例,很好地说明了政府在危机中应该如何包容、甚至欢迎多元化和持不同政见者。这场危机持续了不到两周。但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肯尼迪请来了前共和党政府的顾问,广泛地咨询和考虑多种方案(其中有些方案失败或者未达到预期效果)。如果这么大程度的多元化和这么多的不同意见能够在短短十三天内就得到协调和解决,那么,新加坡政府在这场可能旷日持久的危机中也同样能做到。

来自武汉的李文亮医生曾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个声音。”(路透社)

正如武汉的李文亮医生曾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个声音。”事实证明,那些一直呼吁政府为外籍劳工改善恶劣生活环境的人是正确的;我们早应听取并重视他们的建议。这些人就如李文亮医生一样,扮演着吹哨人的角色,尽管这些人的观点不见得被广泛认可,但若能认识到他们在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谦逊更重要

第二个我希望新加坡人从这场危机中学到的教训是保持谦逊的态度。我认可新加坡政府对新冠病毒做出的早期评估,的确有必要优先保障医护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有充足的口罩,但让我忧虑的是,对于当时已经陷入困境的香港及其政府,出现了很多不必要的恶评,相当幼稚,且颇显刻薄。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落井下石是极其不合适的。我的好朋友瓦达克思(Sudhir Thomas Vadaketh,新加坡作家)在那段时间勇敢地写了一篇值得反复阅读的文章,大意是新加坡人不应自鸣得意,不应在此时表现得自以为是。

新加坡政府表示,由于疫情持续恶化,现在必须采取之前被认为是没必要的严厉措施。图为新加坡外劳接受检测。(Reuters)

更重要的是,面对一个全新的、无人了解的威胁时,我们不应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优势,也不应肆意批评其他国家或社会应对这一威胁的举措。情况愈是复杂、愈是变化多端,就愈应该保持谦虚和低调。我们当时认为其他政府的应对措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愚蠢的,但这些措施也正是我们现在必须采取的。

如今新加坡政府表示,由于疫情持续恶化,现在必须采取之前被认为是没必要的严厉措施,而人们需要理解并支援政府态度的这一转变。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当事实改变时,我也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而你又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摒弃多年来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表现出的—自以为是,傲慢自大,以及很强的自我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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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1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7日)《狭隘视野酿决策盲点 新加坡疫情决堤的教训》,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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