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骆新局】以法亮剑、直面争端——“两办”这样争夺政治话语权
“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八十年前提出的统战策略，可谓中央摒弃“消极一国两制”思维、重整积极作为治港方略、理顺港澳系统组织架构之后，由“封疆大吏”夏宝龙及骆惠宁空降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这几个月以来的“最佳写照”。“政治话语权”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斗争根据地”，“两办”自4月中旬开始一反昔日避而不谈的常态，多次联手以“答记者问”形式，高调回应“泛民拉布”、“中央干预”及“政治检控”等敏感和尖锐议题，并以法理依据挑战泛民主派，又澄清多年来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为中央治港工作打开新局面。
消极不干预失掉话语权
“中央需运用《基本法》的思维和法律手段，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确立的《基本法》1.0版本升级为2.0版本，从而有效解决‘高度自治’难题。”早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前夕，《“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主要执笔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兼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强世功，已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发表《中央治港须认真面对“高度自治”难题》一文，建议北京当局必须积极作为、敢于干预，方能促成“一国两制”的长治久安。
强世功所指的“高度自治难题”，首先在于现行“高度自治”未能妥善化解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其次在于回归初期中央采取的“消极不干预”政策所导致的“高度自治”论述短板，变相令泛民主张偏离“一国两制”构想。
他解释，尽管泛民光谱复杂，遍及左右，但他们都以“反共”、“反社”为共同目标，合力坚持一套“只有普选才能解决香港经济民生问题”的主张和论述——（1）“港人治港”就是“命运自决”，必须排除“中央治港”；（2）要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富悬殊，必须透过普选强化行政长官的管治权威；（3）贫富悬殊之所以难以解决，源于“功能组别”选举制度赋予大商家拥有政治特权，形成“官商勾结”的局面；（4）“官商勾结”的核心在于大商家与中央高层结成“政治同盟”，形成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结构；（5）尽管香港资本主义面临各种问题，但只要实现普选就能解决一切。
港府建制阵营“拖了后脚”
无可否认，“只有普选才能解决香港经济民生问题”的论述在香港很有市场，不少人甚至因而卷入政治漩涡，却没有察觉其实是香港长久以来所采取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出了问题，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向上流动停滞、经济增长困难。问题是，面对这套论述的深入民心，以往中央并没有积极进行“结构再重构”。例如回归之初，采取“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策略；至2003年因《基本法》第23条立法惹起轩然大波后，才调整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治港方针，结果又被异军突起的“本土思潮”和“港独幻象”乱了阵脚；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才开始争夺香港政治话语权，例如加强“一国先于两制”的论述、理顺“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不过，动辄被批“干预香港”的中央，不但没有处于上风，反而被庸碌无为、只懂应声的建制阵营和特区政府“拖了后脚”——以拖延数年的《国歌法》本地立法为例，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就曾撰文批评，主事的时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向市民解说时，除了转述中央层面关于落实《基本法》和加强国民教育的说法之外，“似乎讲不出特别的理由，甚至面对反对派的‘不歌颂的自由’显得颇为底气不足”，根本未能循法理逻辑完整地解释立法意义，可见特区政府在“泛自由主义”下的“话语短板”。
至于去年大爆发的反修例风波，特区政府和建制阵营的舆论工作更可谓“全军覆没”。他们之所以输得一塌糊涂，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政治正确”之风大行其道，“言论自由”也变得“至高无上”，但一众缺乏政治技巧的技术官僚，从不具备监督、反击甚至引领舆论的成功经验；其次，整个团队缺乏政治原则和政治理论的支持，他们大多对“资本主义”深信不疑，甚至对“社会主义”带有偏见，面对“普选至上”的论述时，可能打从心底认为颇有道理，也就难以跳出既定框架加以反思，自然无法对公共行政及政制发展等形成一套实事求是而具说服力的话语，导致整个阵营理不直、气不壮。
除此之外，中央治港体系长久以来的架构混乱、职权不清、官僚作风，个别官员甚至缺乏对“一国两制”和“香港深层矛盾”的正确认知，也是“中央话语权旁落”的关键。以中联办为例，尽管其前身新华社香港分社曾于1987至1998年间设有“新闻发言人”，可以在过渡期间为中方发声，然而，回归后受“区隔治港思维”影响，当局处理新华社的特殊政治身份时多少有些投鼠忌器，虽藉“改名”公布五大职能，但最后一项工作“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的描述仍然颇为含糊其词，未能够“名正言顺”地代表中央就香港事务发言；而改名后的中联办不但不再设有“发言人”一职，连主事官员出席公开活动被记者追访敏感问题时，往往都是视而不见地匆匆一别，极少停下脚步，直面央港争端。
近年中央修正“积极一国两制”策略，开始进驻香港舆论场，中联办高层才稍为活跃于人前；然而，他们似乎未有因应香港与内地的话语落差而调整沟通方式，言论不时令人感到“离地”。久而久之，中联办便在香港人心中形成“不想讲、不敢讲、不会讲”的刻板印象，未能在回归后解开特区政府及香港社会的意识形态枷锁，社会舆论长期向泛民倾斜。
“以斗争求团结”
不过，随着前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及前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先后空降中联办和港澳办，中央不但主动理顺了前者从属后者的关系，从近期一连串高动行动来看，更已建立“依法治港，直面争端”的舆论战略。
首先，久违的“中联办新闻发言人”重新进入公众视线，并与“港澳办发言人”互相配合，频密评论重大的时政问题，例如因“内会停摆”而强烈谴责负责主持主席选举的公民党郭荣铿等泛民议员，并且大胆“以法亮剑”而非诉诸谩骂或情绪，一改以往闪闪缩缩、笨嘴拙舌的作风。
其次，面对两办过去基于历史原因而定位不清的政治混沌，不但不再避而不谈，反而主动修正错误，再列出法理依据，加以澄清，包括两办是“中央授权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不是《基本法》第22条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当然有权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基本法正确实施、政治体制正常运作和社会整体利益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关注并表明严正态度”——这不但厘清了两办的权力来源和政治地位，也显示它们日后将会更积极地“关注”及“监督”香港。
再者，由于香港近年的社会运动日渐陷入民粹化、激进化及无政府化等陷阱，由泛民主导的“（区隔一国两制式）高度自治论述”愈来愈有市场，令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大减，甚至基于一时情绪拥抱“政治揽炒”，两办也不再对泛民“退让”，而是结合法律与政治的手段主动出击，一方面要通过“斗争”方式来导正舆论，另一方面想借此促使泛民主派悬崖勒马与之“沟通”，誓要“以斗争求团结”。
“夏骆新局”才刚刚开始
两办发力之猛，实属近年罕见，而这套始料未及的斗争策略和话语体系，也着实令泛民主派显得难以招架。郭荣铿等泛民议员屡次“接招”时，只能重复打出“悲情牌”和“恐惧牌”，以“倘若捍卫法治而被取消资格是我一生光荣”及“香港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千万不要放弃”等感人说词应对，却无法从更具说服力的法理依据着手予以还击，显得理亏。
为什么夏宝龙和骆惠宁能历任两办主任之不能？首先，两人并非港澳系统出身，以往也没有相关统战经验，反令他们免受既得利益的羁绊；另外，由于两人长期担任“封疆大吏”，掌管数千万人口，他们的地方治理思维更有助于梳理累积多年的治港矛盾；最后，不少评论早已指出，两人空降港澳体系，都离不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点将”，夏宝龙更曾与习近平长期共事，被视为“习家军”，与过往掌管两办的技术官僚相比，这必然使他们获取核心信息时少了传递扭曲。
总体而言，夏宝龙与骆惠宁正依循“积极一国两制”思路，为中央治港工作打开新局面。“夏骆新局”才刚刚开始，两办能否在“后修例”及“后疫情”时代中，与香港社会进行有效沟通，而不会动辄被指责为“干预自治”，甚或被揶揄成“西环治港”，从而化解港人的成见和疑虑，借此重夺“一国两制”的话语权，这仍是治港工作的一大挑战。
相关文章︰
【基本法】中央对港“干预权”和“监督权”是无中生有吗？（上）
【基本法】中央对港“干预权”和“监督权”是无中生有吗？（下）
【基本法22条．深度】新华社到中联办 从来非一般中央所属部门
【深度】从基本法22条立法原意 看“两办亮剑”是否干预香港？
上文节录自第21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7日）《以法亮剑 直面争端 如何理解“夏骆新局”？》。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