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瘟疫与人】疾病改变人类历史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全球、成为大流行病（pandemic）之前，“瘟疫”一词对于生活在先进文明社会的人类而言，似乎已经颇为陌生，或者只是存在于小说、电影、电脑游戏之中，与现实绝缘。即使近年有禽流感、猪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疾病，最后也只是区域性的小规模爆发，尚未到达“大流行”级数。然而，全球确诊新冠肺炎人数破二百万的惊人数字，让我们从梦中惊醒—原来瘟疫从来没有离开，尽管集合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似乎也无法解决病毒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冲击。
作者：罗乃智
这本《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乃经典之作，由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所著。此书是麦氏在1976年所成，却历久不衰，影响深远，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选择在今年重新印刷出版，旨在让华文读者重读经典，用意明显不过：了解瘟疫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对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从而思索下一步的走向。
一般提及历史，占据主流的必然是政治史，继而是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领域各擅胜场，却鲜少提及疾病史。麦克尼尔开宗明义狠批过往历史学者，指他们对于各种疾病模式对历史的影响缺乏敏锐的洞察力，他本人希望将瘟疫这个在传统历史中备受冷落的事件，提升到历史观中的枢纽地位。
这位伊拉斯谟奖（Erasmus Prize）得主认为，大部份的古文明如中东、中国、印度，人类在与该地的病毒长期接触后，或多或少发展出免疫力，双方达致微妙的平衡，共存互生，形成所谓“文明病媒库”。因此在原有民族及文明之内，大致上相安无恙，但当与另一个文明接触或冲突时，由于对方未有足够时间产生抗体，面对全新的病毒，往往毫无还击之力，感染者立即病发，甚至造成大量死亡。
病毒“协助”文明扩张
换言之，一地之风土病，演化为另一地的瘟神死神，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作者不讳言，在欧洲人所谓“征服”美洲时，九成五的原住民并非死于战火，而是白人带来的天花、麻疹及流感等，成为致命武器，也导致文明的扩张来得轻而易举。“被征服”的族群，往往在物质或者精神上均受到沉重打击，甚至造成社群内部瓦解，以致在信仰上作出彻底改变，毕竟要解释为何自己的神不保佑自己民族，而是让对方节节胜利，实在过于难以解释。
除了文明的扩张以外，作者对不同文明的特质也作出别出心裁的诠释，当中又以演绎印度种姓制度最为有趣。麦氏认为，基于温暖潮湿的区域气候，来自印度干旱西北部文明的军队无法进犯位于南方及东方的森林民族，因为相互接触时，会将本身民族习以为常的传染病惹给对方，导致军队溃败，不堪一击。唯有退而求其次，放弃武力，转而透过种姓制度，将森林民族纳入印度文化联盟，扩大管治势力及影响。
不过，在保留森林民族仪式、风俗等生活习惯的同时，却严禁不同种姓阶级的人接触，遑论通婚，一旦被发现违反禁忌，必须净身。这种不同社会族群之间制定的“安全距离”，有人会以血统论解释，有学者以权力角度解释，也有历史学家归因于机率或蓄意选择，但当作者套入流行病学的理解框架，自然是源于对疾病的恐惧心态。
作者始终认为，印度的文明社会架构与扩张初期所遭遇到的独特流行病情况，离不开关系。直至在漫长的时间过去后，人类的免疫力和病原体的耐受力渐渐相等时，双方才可以安心比邻而居。
作者的流行病学史观也延伸至对宗教教义的讨论。他认为像印度这般流行病猖獗的国家，加上物资稀薄，让该地宗教领袖必须正面处理骤然病逝这项人生重大课题，从而衍生向往来世而非重视今生的人生观、教信众死亡只是从痛苦中解脱的哲学观，成为无可奈何的适应行为。同样的逻辑，作者也套用在基督教之上。如此这般，以地理环境因素演绎宗教教义的源起，姑勿论说服力是否足够，也着实有趣。
作者由狩猎族群、古文明世界，谈到欧亚疾病、蒙古帝国，衔接至近代医学，格局之大，尽显功架。例如谈到蒙古帝国时，他表示，当时染病的老鼠、跳蚤搭上顺风车，透过躲在骑兵军队的鞍袋、粮草兵谷物中，轻易让传染病菌突破河川山脉等天然屏障，蒙古军队迅捷的行军速度也加快整个传染病流行的速度。鉴古知今，后来人类发明轮船，渡过海洋，去到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飞机航班往来络绎不绝，交通更为便利，人类带着病毒穿州过省、横越国度，也助长病毒的传播。
公共卫生VS个人自由
至于十九世纪初的医疗改革，也值得一书。麦克尼尔表示人类在压抑瘟疫期间，其实遇到不少困难。例如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卫生改革派希望透过重新设计水管系统及下水道系统，改善卫生环境，解决霍乱肆虐的问题，但由于工程牵涉不少私人土地，惹来自由意志论者不遗余力的反对和批评，认为当局“违反个人处置自身财产权利”的规条，导致政府难以颁布让大众同意的法令规章，只是后来霍乱来袭，死亡的恐惧笼罩市民头上，才让改革顺利进行。
同样的争议在接近二百年后重临英国，英国首相约翰逊早前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论不但遭到媒体狠批，还造成全民恐慌，其姗姗来迟的停工停学措施也被人诟病，在后来的封城中，警察行动更被部份传媒形容为执法力度过猛，损害市民自由，当中以《经济学人》最为尖锐。其3月28日一期封面标题是《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的文章中，大照片是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拖着同样戴口罩的狗，但该名男子却同时被另一只“有形之手”以绳系上脖子，个中隐喻，读者不难领会。至于香港，公共卫生、民众安全、人身自由、警察执法等议题，更是争辩不休的热话。
其实，麦克尼尔在书中也有触及“群体免疫”，他以不同例子说明，在许多流行病的历史案例中，族群往往需要经历一段快速、半灾难式的初期调适，这个阶段的感染个案中，宿主及病原体的死亡率可能居高不下，直到新宿主族群发展出后天免疫力，寄生物也适应了宿主的免疫力，该传染病便会慢慢发展成为风土病。人类族群一般需要一百五十年左右，才会对猛烈的新传染病发展出稳定的反应模式。
然而，现代人却不可能像古人般，花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适应新病毒，以达致“群体免疫”，毕竟大流行对经济发展的打击，过于沉重。如果麦氏没有在2016年离世，今天依然健在，观察这次大流行的演变及发展过程，究竟会作何感想？
唯一不变的是，流行病对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犹如幽灵般，在人类上空徘徊、缠绕不散。诚如麦克尼尔在书末所言：“我们能改变巧思、知识以及整合组织，但是不能消除人类容易遭受寄生物侵入的特性。”
史学观点也启迪后人
换言之，麦克尼尔是鲜有将病理学与历史学结合以重新解释历史发展轨迹的学者，将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时至今日，观点角度依然不过时。尤其当前不少传媒、学者均急于分析，大流行后国际社会秩序会否出现变化，或许可以从这本数十年前的作品获得启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与国之间加强合作，各个世界组织应运而生，世界卫生组织（WHO）这类以国际为定位的机构带领人类抗疫，成效更较前人彰显。不过，变化的不只是病毒，人类也在变化。世卫在是次处理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做法备受西方社会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更宣布暂停资助世卫；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亦表示希望成立二十国集团公共卫生组织（G20 for Public Health），免“重蹈覆辙”。不过，美国此举却遭多国盟友谴责。
著作等身的麦克尼尔在书中，由非主流的史学观点切入，希望透过揭示各种疾病传播的模式如何影响远古与现代人类的历史，想把流行病史带入历史诠释的领域，为不少后来学者带来灵感和启迪，当中又以普立兹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最广为人知，推论过程、资料搜集也较严谨细腻，影响力较诸麦氏这本经典似乎犹有过之。
当然，任何学术作品都免不了招惹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是整本《瘟疫与人》过于重视环境地理因素，而忽略社会文化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显得偏颇；此外，书中将“文明扩张”描述得像纯粹生物淘汰的过程般—是天花麻疹等病毒导致原住民大量死亡—似乎有为殖民主义说项之嫌。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既为经典之作，此时此刻，值得咀嚼。
《瘟疫与人》
副题：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
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
译者：杨玉龄
出版：天下文化（台北）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上文刊登于第21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0日）《《瘟疫与人》 瘟疫改变人类历史》，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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