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记者发问是天职 但为何“sometimes naive”？
试想像，假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被记者问及会否考虑撤换特首林郑月娥，她该作何回答？是假设记者犯了连张竹君的基本职能都未能掌握的错误，继而纠正记者“问错人”，还是假设记者“明知故问”、想“摆佢上台”，所以拒绝回应？不难想像，不论纠正或拒绝，都会被个别传媒演绎成“打压记者”、“侵犯新闻自由”。有人会反驳，说记者不可能问这样无知的问题，但事实是，尽管“发问是记者天职”，记者问的却不全是“替天行道”的好问题，有的甚至可谓“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最近香港电台记者访问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关于“台湾加入世卫”的轩然大波，便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课。
若论组织性质，特区政府卫生署辖下的卫生防护中心和隶属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直接把张竹君类比成艾尔沃德并不太恰当，但上述假设想指出的是，正如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会提问一位负责防疫工作的官员会否作出一个不在其职权范围内可以定夺的政治决策一样，这场“港台记者采访世卫风波”的起源，若不是“问错了对象”，就是“问错了问题”。
香港电台英文时事节目《The Pulse（脉搏）》早前谈及，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下，台湾防控工作不俗，近日更获欧盟认同，而鉴于台湾“被中国和世卫拒之门外（而未能成为会员）”，该节目监制唐若韫就此透过视像访问艾尔沃德：“世卫会否重新考虑台湾的会员资格？”艾尔沃德停顿数秒后称“听不到问题”，当记者打算重复提问时，艾尔沃德表示“没关系，让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记者随即补充“很好奇想谈谈台湾”，但视像通讯突然中断。记者再次拨通视像电话，希望对方评论台湾防疫工作，艾尔沃德则指“已讨论过中国了，中国不同地区的防疫工作都做得很好”，随后祝福香港并结束访问。
事件被理解成“世卫亲共避谈台湾”而在互联网疯传，艾尔沃德的“语塞”、“回避”、“失礼”等欠佳反应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而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则预言它将成为“香港电台的新罪名”。然而，在平行时空的另一端，当央视新闻评论事件，不但批评记者“拿台湾问题碰瓷世卫组织官员”是企图“以疫谋独”，反而赞艾尔沃德的拒绝作答是“最干脆最硬核的反应”；与此同时，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公营广播关注组”召集人彭长纬也发炮，批评记者不应该把台湾当成国家；及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加入舆论战，认为该节目有违“一中原则”和《港台约章》，要求作为总编辑的广播处处长梁家荣负责，但港台否认有关指控，因为当节目谈及台湾时，是以“地方”来形容，并不涉及任何政治取态。
争议瞬间转移了焦点，在政府一方看来，事件涉及“国家主权”，但泛民阵营认为，问题在于“中共打压台湾”、“港府打压港台”、“干预新闻自由”，而少有人会探讨另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根据《世卫组织法》第三章第六条，也正如世卫的声明所指，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会员资格，须获得过半数成员国的同意，而不是由艾尔沃德或总干事谭德塞等世卫官员所决定；即使是总干事，最多也只能邀请某个国家或地区作为“观察员”，这正是台湾近年所努力争取的“身份”——那么，问题来了，当艾尔沃德根本没有资格定夺会员资格时，港台记者为何仍要提问对方“会否重新考虑台湾的会员资格”？毕竟，“会否”的前提，是对方“能够”、“可以”。
发问是否为了追寻“真相”？
当中衍生两个假设。其一，港台记者是“明知故问”，而“明知故问”的目的何在，就颇为玩味了。在一般人的认知中，记者可以藉“发问”为社会追寻“真相”，并帮助社会认识“真相”背后的意义，因此，记者发问时不应预设立场，以免限制了“真相”；然而，在现实的新闻操作中，却偏偏离不开“议题设定”。它本应是基于“新闻专业”的判断，而强调某一方面的内容，但“专业”有时不敌“光环”、“情绪”或“立场”，不但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记者的提问，也会导致读者只看到某一方面的“真相”——这在反修例风波中屡见不鲜。
回到是次风波，假如记者明知艾尔沃德无权定夺世卫会员资格而坚持发问，那么她会“预想”作为防疫专家的艾尔沃德给予怎样的政治回应、继而让观众了解怎样的“真相”？其实，无论他回答“会考虑”或“不会考虑”，都超越了职权范围，就好比假如负责防疫工作的张竹君被问及会否考虑撤换特首林郑月娥一样，尽管张竹君心里会嘀咕“关我咩事”，但实际上难以作答，甚至是无法回答。既然“难答”，当中的“议题设定”究竟是什么？一个“诛心”的推论是，当艾尔沃德答不出来时，事件很自然会被理解成“世卫亲共避谈台湾”、“中共打压台湾”云云，而一旦发酵下去，当“新闻自由”被祭出，港台就是“无畏强权”。
不过，“诛心之论”过于“残酷”，也贬低了香港记者的操守，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这场风波的第二个假设——记者根本不知世卫成员均以国家为单位，也不知艾尔沃德或谭德塞等世卫高官根本无法决定世卫成员资格，甚至混淆台湾近年所争取的是成为世卫的“观察员”而非“会员”。若然如此，那可谓准备不足，有欠专业。
其实，国际社会基于“一中原则”，早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和世卫的会员席位。至九十年代中期，台湾一直尝试以不同折中名称参与世卫，但均遭拒绝。到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席卷亚洲，作为疫区之一的台湾申请加入世卫，但内地当局严正指出台湾并非主权国家，故无权参与。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上任台湾总统后，两岸关系大有改善，翌年世卫同意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然而，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掌权后，两岸再度交恶，翌年时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重申，倘若台湾不接受“九二共识”，就无法继续协商，亦失去出席世界组织的基础，台湾因而未能取得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邀请函，要靠外交管道旁听。后来，不时有成员国提案容许台湾与会，但都不获世卫总务委员会通过。直到今年初爆发新冠肺炎，台湾再次提出，中国不应隐瞒疫情而世卫不应将台湾排除在对抗疫情之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重申，“一中原则”是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基础。
如何问好问题？
按照惯例，当记者探讨一个议题，通常会找不同持份者回应；而在上述的背景下，如果《The Pulse》有心跟进“台湾加入世卫之争”，那根本不应该问及艾尔沃德“会否考虑”这个不属其职权范围的问题，而是向拥有投票资格的成员国查询，也可以客观地就台湾诉求征询世卫“有何回应”而不是“会否考虑”。不过，即使记者所问的不是“会否考虑”而是“有何回应”，但翻查艾尔沃德以往的访问，都是以防疫专家身份提出科学见解，相信他也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接受访问，然而，记者却冷不丁地把“政治”问题抛给了“科学”专家，这又是否“所问非人”？
正如，如果要向张竹君查询她对有人要求林郑下台的诉求有何回应，那不也是怪怪的？
这不表示任何“科学”专家都不应回答“政治”问题，但在采访对象相对难得而采访时间亦不充裕的情况下，究竟应该把握机会探究更多关于防控疫情的宝贵意见，还是混淆“评论台湾防控工作”和“会否考虑让台湾加入世卫”的问题性质而纠缠于政治漩涡，这值得我们停一停、想一想——因为，“如何问好问题”，永远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只是，不管记者是明知故问或是无知之失，究竟什么问题才能称得上是“好问题”，这在香港的特殊语境下，并不好简单解答。
当发问是为了出“一口气”
说到“好问题”，不少人第一时间或许会想起，去年反修例风波期间，在元朗西铁站发生“721白衣人袭击事件”后，当林郑月娥联同一众司局长和时任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会见传媒时，被港台节目《视点31》主持人利君雅连环“爆seed”追问“过往零晨4点你都可以出嚟见市民，㖊晚成晚你去咗边”、“㖊晚你瞓唔瞓得着”、“㖊晚系咪就系官警黑合演嘅大龙凤”等等，当林郑月娥重复“耍官腔”，以含糊带过或闪烁其词的时候，利君雅更直斥“唔好咁啦，讲人话啦”。
利君雅因而“一战成名”，被吹捧为“新闻女神”。及后至8月13日，当林郑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时，又传出另一段为港人乐道的“新闻佳话”——在林郑离场前，有记者重复大叫：“林太，好多市民问你几时死呀？……你有无良心呀其实？！”——林郑没有回应这些乍听之下“很爽”实则无聊透顶的问题，并因而被批评“无视民意”；不过，如若非答不可，她到底应该作何回应？难道要回答：“我㖊晚瞓得唔好”、“我一直讲紧人话”、“上帝先知我几时死”？若然如此，记者就会放她一马？还是会放大某些字眼，“改图”取笑一番？
不难理解，普罗大众之所以为上述记者的提问“叫好”，并不是因为有关问题多有新闻价值，或者可以帮助大家获得更多有用资讯、了解更多的“真相”，而是在反修例风波所引爆的反政府、反林郑等等情绪之下，某程度上是用这种令受访者难堪的问题，来替市民“斥责当局”、“出一口气”。问题是，无论何时何地，记者的最大责任仍是透过发问取得有用资讯，但当记者也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各种情绪而失去方寸，却高举神圣不可侵犯的“第四权”，令“发问”变成“发泄”，使“攞料”沦为“攞bite（得到抢眼的回复）”，那损失的仍然是社会大众。
加入“猜测”的反效果
“记者决定问什么和不问什么、问什么人和不问什么人、如何发问、如何跟被访者互动等，既直接影响公众能够得到什么资讯，同时也展现着媒体与受访对象之间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曾于2016年收看备受瞩目的“横洲发展记者会”后（时任特首梁振英曾在会上否认横洲发展属“官商乡黑”的指控，并一度哽咽称当局的成绩是“粒粒皆辛苦”），在《香港01》新闻网站撰写《看高官答问题，也看记者如何问问题》一文。他提到，“访问”原本并非记者天职，甚至不为新闻界所接纳，例如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记者Edwin Lawrence Godkin就认为，“访问”是自私的政治家骗子和报纸记者骗子共同制造出来的。
李立峰基于对记者会的观察，总结出四个记者发问时容易令受访者避重就轻的习惯，包括发问超过一分钟、不会跟进其他行家的问题、用词不够精准而令官员借更正记者来回避问题核心，以及“喜欢在发问时把一些坊间猜测抛出来，直接问对方该猜测是否属实”。他指出，如果在问题中加入“猜测”的内容，很可能让官员通过直接否定有关猜测而避开实质的问题——例如有位记者问及梁振英为何要担任所有跨部门会议的主席，又是否因为横洲发展涉及棕地和地区人士利益而主动介入出任跨部门工作小组主席时，梁振英随即以“很简单答你，唔系”否认第二个问题的猜测，而没有再回应记者第一个更值得回答的问题。
其实，记者都知道受访者多数会直接否认坊间猜测，但偏偏又很喜欢在问题中抛出这些猜测，为民请命也好，为民发泄也罢——横洲记者会如是，质问林郑月娥721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龙凤如是，而如果港台记者是“明知故问”的话，她或许也在“议题设定”时就加入“世卫亲共避谈台湾”的猜测。
若要数香港市民心目中最经典的“好问题”，就不得不提2000年10月时任有线电视女记者张宝华与国家主席江泽民那场关于“钦点特首”的交锋。当时特首董建华到北京述职，期间中央召开三场记者会——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出席首场记者会，被香港记者问及中央是否支持董建华连任，钱其琛说支持，翌日即有报章以“中央钦点董建华连任特首”为头版大肆报道；同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第二场记者会，再有香港记者提出同一问题，但朱镕基没有回应；下午江泽民出席最后一场记者会，当他与董建华握手时，张宝华率先提问是否支持对方连任，江泽民先以广东话回应“好啊”，张宝华再问“中央也支持他吗”，江泽民仍然笑着说“当然”。
然而，及后张宝华追问：“现在那么早，你们就说支持董先生，会不会给人感觉以为中央内定、钦点了董先生？”江泽民随即连珠发砲，表示自己原本可答“无可奉告”，但顾及在场传媒可能会不高兴，所以直接回应了提问，但他强调，自己和中央对董建华的“支持”，都不代表“内定对方连任”，因为中央不可能不支持当任特首。江泽民愈说愈激动，甚至走到记者面前，形容自己“身经百战”，见识过很多西方传媒，希望香港传媒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又有感香港记者可随时随地到全世界各地采访，“比其他西方记者跑得还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都‘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他随后补充“我很抱歉”，又说方才是以长者的身份而非新闻工作者与在场记者谈话，“有必要告诉你们一些人生经验。”
在大部份香港人的记忆中，或许只记得张宝华的“尖锐提问”和江泽民的“怒斥记者”，并赞赏前者“为民发声”而批评后者“有失风度”，但很我们却很少冷静下来反思，江泽民为何会批评张宝华的问题“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也没有人会质疑，张宝华一开始便在引导江泽民走往“钦点”的方向——“支持与否”的问题，明明是记者提出的，他说“支持”就被演绎成“早表态”、“钦点特首”，他若不回应，是否又会被演绎成“摆架子”、“回避质疑”？
值得一提的是，张宝华近年接受传媒专访时，曾强调“钦点”一说并非由她首创，而是引用当日报章头版的说法——问题是，报章说法的根据，还不就是“坊间猜测”？有人会说，“中央钦点特首”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记者为何要藉提问来让对方否认所谓“事实”，而不是直接呈现证据要求对方回应？这样的“好问题”，除了让读者“哈哈”一笑、加深“中央钦点特首”的刻板印象，还得到了什么？
记者发问是天职，正因为我们肩负使命，更应该秉承专业、尽己所能，为“发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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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0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6日）《 记者发问是天职，但为何sometimes na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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