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社经问题逐渐崩塌 为民纾困需“特事特办”
“大疫”当前，对于不少生活较为富裕的市民而言，“抗疫之战”带来的影响大可能停留于“饮茶最多四人”、“不能一齐扫墓”等。可是，对于那些“手停口停”的社会基层而言，“抗疫之战”却是一次根本性的重大危机。
撰文︰石中坚
自去年下半年至今，反修例风波及新冠肺炎疫情皆严重影响了饮食、旅游、物流等行业的正常运作。为防疫情在社区爆发，不少公司都选择让员工“家居工作”、减少工作时间，甚至停工停产，部份更面临倒闭。香港有超过八成的贫困住户从事“低技术职业”，由于这些职业大多以体力劳动为主，无法“家居工作”，在“手停口停”的威胁下，他们每天必须在冒着感染风险上班或停职、失业之间作出选择。此外，低收入人士本身的储蓄能力有限，这意味着公司一旦倒闭或因其他原因而停工，他们极可能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
并非单纯的卫生危机
倘若扩大至以整体贫困住户的角度思考，那基层市民所受的打击愈发令人担忧。房屋问题一直是香港其中一个最为严峻及急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根据政府统计，现时全港有逾20万人居住在一室多户的分间式单位（俗称㓥房），当中有近一半人曾经申请公屋，超过八成处于“仍在轮候”的状态，在轮候公屋期间，面对高昂的租金，不少人被迫居住在按床位出租的“笼屋”。一个间隔成笼屋的单位里面可能住上十几甚至是二十几人，每人一个月花费2,000元，只换得一个面积两平方米多的床位，用来休息、放置日常用品和贮存家当。
如今，新冠肺炎的爆发导致笼屋居民的生活雪上加霜。首先是因狭小拥挤的房屋结构而衍生的卫生风险。笼屋单位内的厨房和厕所均为共用设施，而且笼屋普遍由老旧楼宇或者工厦单位改造而成，室内通风和渠道系统欠佳。这些因素都大幅增加了居民在笼屋单位内相互传染的风险。
其次是因抗疫而加重的财务负担。疫情的爆发令许多个人卫生用品，如口罩、搓手液和消毒酒精成为必需品。尽管市面上的卫生用品供应和价格逐渐恢复正常，但这些额外的开支依然令笼屋居民的生活捉襟见肘。
第三，笼屋居民大多为单身人士，若不幸被下令“家居隔离”，在欠缺亲人、朋友或政府的协助下，根本无法获得起居饮食所需要的物资，更可能要承受被同屋室友排斥带来的精神压力。那些不负责任地违反家居检疫令的人士何曾想过，在当今的香港，“家居隔离”其实并非人人有条件能够做到？
疫情对低收入人士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上班的成年人，更会延伸到他们的子女身上。自2月份香港全面停课开始，全港的中小学老师已经开始通过网上实时授课或者预先摄录影片的方式，供学生观看学习。可是，这种“停课不停学”的教育模式却对学生家里的上网条件有较高的硬性要求。
根据政府统计处2018年的数据，在每月收入低于一万元的家庭中，有近三成家中没有接驳网络，近七成家中没有个人电脑。疫情下，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无法前往图书馆或其他公共场所借用电脑设备，他们很多都会选择使用父母的手机参与网上教学，但用手机上课在交流上存在很多限制，例如影片像素和网络连接欠佳等，学业很可能会因而落后，并影响未来升学和就业的计划。长远而言，疫情会损害低收入人士子女通过学习在社会向上流动的宝贵机会，进一步构成“输在起跑线”的跨代贫穷问题。
三方入手解基层燃眉之急
由此观之，可见新冠肺炎疫情绝非一个单纯的卫生危机，对香港而言，更是一个叠加经济环境衰弱，以及令贫富悬殊、房屋、教育机会不平等等结构性问题恶化的综合性社会挑战。解决社经不平等需要的，当然包含结构性及长期改革，就算在疫情蔓延之际，政府也绝对有能力及责任缓解劳工阶层及贫苦大众的燃眉之急。以下我们先从短期政策方针入手，再以政府整体政策应该作出什么调整作结。
第一，政府有必要确保以上提到的在职人士，尤其是缺乏定时收入的在职贫穷“三无人士”（无综援、无公屋、无交税）、因疫情影响大幅减薪甚至被裁员的基层员工，以及因长期病患或其他结构性因素而无法工作的市民提供基本的保护网。特首不妨参考美国民主党前总统初选参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 因应“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提倡，无条件向中小企及个体员工提供应对疫情的短暂资助。
“无条件”这特征非常重要，因为其能确保劳工不受突如其来的解雇、官僚限制所引起的障碍，或对政府根本性不信任等外在因素所影响，这一点也是UBI比现有机制来得优越的地方（详见：《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2017）一书）。英国新任财相苏纳克（Rishi Sunak）向英国所有受薪国民保证在疫情下为他们提供达到80%工资的资助，虽然保守党政府矢口否认推行UBI，但此措施与平常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的保守党党纲大相迳庭，反映经济政策需要“特事特办”。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政策。当然，政府早前的全民派钱并未能达到此功效，在于盲目推崇短暂而缺乏细分的民粹式福利主义，并未能为与政府机构早已“脱钩”的贫苦大众提供应急的资源或金钱。可是，在经济危急存亡之秋时仍盲目地追随殖民地时期夏鼎基（Haddon-Cave）所遗留下来的“小政府”政策，不但是不负责任，更是“择恶固执”。如何能够有效地、非民粹式地为市民提供甘露—这是任何政府中人都必须反思的问题。
第二，除了单纯的金钱资助，政府有必要确保贫苦大众能够在经济冲击的大时代下更直接地得到关键物资。在疫情中，医疗团队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在庞大政治压力下，政府必须能够抵抗激进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将资源确实地供应给前线医护团队。但除了医生及护士之外，其他基层的医疗或“类医疗”服务者—包括老人中心员工、清洁工人、医院服务员等—也应该纳入政府优先照顾的范围之内。
有不少为笼屋及㓥房居民服务的慈善团队向笔者反映，他们在过去几个月只能依赖私人慈善不稳定的捐赠，才能向服务对象派发口罩及洗手液。而贫苦大众“一罩难求”的苦况比中产及夹心阶层更甚，更加需要政府的关注及支援。一个合格的政府必须急贫苦大众所急，与非牟利机构合作，为老人家、长期病患或在职贫穷者提供应急的卫生物资。固然，在凡事皆政治化的执政议政氛围下，政府未必能够直接通过立法会拨款，为这些慈善机构及地方组织持续供应资源供应，加上公私营合作法多年来缺乏更新、肥上瘦下的一笔型拨款制度等，导致社会福利署与非牟利机构的前线员工存在隔膜，可这并不代表政府可以袖手旁观，“佛系”地依靠私募资金及欠缺明确指引的“关爱基金”支撑着香港的基层福利！
第三，政府必须反思应对恶劣居住环境的政策。现时的房屋政策大部份针对的皆是希望在中长期增加香港房屋用地供应，可是，香港的房屋问题不只是一个“供应”问题，更是一个“管理”问题。即时禁止笼屋并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因为笼屋居民未必有适当的中转居所，他们又可能被逼迁到郊区等远离工作地点的地方，但政府必须确保笼屋及板间房能够达到最基本的卫生要求（这并不止因为消防条例，也包括以上提到的种种卫生因素及考虑）。
中期来说，政府应当建设疏导性的中转屋协助笼屋及㓥房住户，并进行跨区重置。长远而言，笼屋及㓥房作为“香港之耻”，政府有必要考虑全面禁止，为基层市民提供维持应有生活尊严的新型居住环境。施政不能只局限于所谓的“客观数字”，而妄顾市民主观感受及经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应该是对当权者的一次当头捧喝—香港的居住环境问题，实在不能再拖了。
未雨绸缪 提升经济“抗逆力”
长远来说，香港有必要反思如何能够提高经济的“抗逆力”（resilience）。作家塔雷伯（Nicholas Nassim Taleb）提出“黑天鹅”一说，借代统计学里极低概率但影响庞大的事件。从政府角度来说，2003年沙士（SARS）疫情、2014年的占中、去年的反修例示威、是次新冠肺炎疫情，都是香港近代的“黑天鹅”。如何能够确保香港在环球金融危机蔓延之时能够明哲保身？如何能够提升香港的长远竞争力？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时三刻的小优小惠便可以化解。
新加玻政府长年累月皆为他们眼中的“Event X”（非官方名称，但大抵意指经济灾难性的事件）未雨绸缪，故能够在疫情侵略下果断地推出他们口中的“抗逆预算”（Resilience Budget），为自雇人士、低收入人士、求职人士、失业人士提供针对性的软性辅助及硬性支援。
罗马并不是一日所建成。从政者有必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能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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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0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6日）《从社经不平等角度探讨“抗疫之战” 新冠肺炎与社会向下流动》，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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