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你不知道的排名游戏——“最自由经济体”是美誉还是污名？
“无自由～失自由～伤心痛苦眼泪流～”——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上周公布《经济自由度指数2020》，香港失落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宝座；尽管此“自由”非彼“自由”，但“伤心痛苦”或许真的是特区政府对排名微跌的心情写照。不过，该指数保守落后，莫名的计算方式早被海内外专家非议多时，存在不少“硬伤”、“软肋”和“盲点”，只是因为香港年年摘桂，便被港府视为自欺欺人的权威。其实，香港难得摆脱“经济最自由”的枷锁，不但不值得伤心，更应该“有请小凤姐”：“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
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2020》（Economic Freedom Index，EFI），香港整体评分下跌1.1分至89.1分，首次被维持89.4分的新加坡超越，变成全球第二自由经济体。EFI由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自1995年起联合编制，以系统地量度不同地区的经济自由状况。它由12个分为四大领域的指标组成，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障、司法效能、政府诚信）、政府规模（税务负担、政府开支、财政健全）、规管效率（营商自由、劳动自由、货币自由）、市场开放（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再以最后的平均值把180个经济体分为“自由”、“较自由”、“中等自由”、“较不自由”及“受抑制”五个等级，而香港已经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不过，这个令港府洋洋得意多年的“美誉”，却是不少海内外专家眼中的“污名”，因为EFI的计算存在不少“硬伤”、“软肋”和“盲点”，但港府却沉迷这个自欺欺人的游戏。
硬伤：没有人看透的计算和评分准则
“相信没有人看得透这公式有什么科学根据。”民建联创党主席、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日前在报章撰写《愧在澳纽前，耻居星洲后》，就以此质疑EFI的计分方式和实质意义。原来，尽管12个分项的评分比重相同，但计算分项的方法并没有统一标准，有的是“量评”（quantitative），有的却是“质评”（qualitative），而两者的科学逻辑相距甚远。
以采用“量评”计算的“税务负担”为例，先把一个地方的最高个人入息税率、最高公司所得税率、以及税收总额占GDP百分比这三组数字计算出来，然后用100减去0.03再分别乘以那三个数字的平方，最后取其平均值。为什么是0.03？EFI没有解释。这公式有何科学根据？相信也没有人看得透。在税制政策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香港今年比去年微跌0.1分至93分，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大概也没有人明白。
至于采用“质评”的“投资自由”，则是以100分为底分，再根据每个地方应对外来投资的七种障碍以及其后果轻重，以5的倍数依次扣减5、10、15、20或25分，但当中没有客观的扣减标准，而是由评分者作出主观判断。香港今年的总分之所以下跌，正是源于“投资自由”的评分由以往的90分大减10分至80分，因为“当前的政治和社会动乱，已开始损害它作为最佳营商中心之一的声誉，削弱投资意欲”；但为什么是10分而不是5分或者15分，报告并没有详细说明，而香港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和英国同分，只比新加坡和美国少了5分——它们之间具体的相类和差别到底在哪里，目前也没有明确而具说服力的说法。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分项是以“量评”和“质评”混合计算的，即先透过莫名的公式计算一个得分，再按照各个负面因素进行扣分。在香港大学数学系以一级荣誉的曾钰成提醒，“把12个按不同标准计算出来的数字加起来取平均值，结果的可比较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软肋：基本理念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怀国，早年已发表《揭开经济自由排名的面纱》一文，剖析EFI的严重缺陷之一，是存在“因果谬误”。
EFI的基本假设是，经济自由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借此促进经济增长；换言之，指数排名越高的经济体，会拥有越高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程度，而个人的财政掌控程度亦会越高，即享有更高度的选择工作、生产、消费和投资的自由。不过，胡怀国认为，EFI混淆了“自由”与“竞争”在配置效率的作用，亦忽略了“微观效率”和“宏观增长”的关系。
在“微观效率”层面，以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较明显的产业为例，完全自由的市场通常会导致“自然垄断”的出现，政府因而需要适度干预以维持市场竞争、改善资源配置；而从“宏观增长”的角度，完全自由会加剧经济波动，例如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90年代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政府亦需适度干预以平息波动、实现充分就业、维护社会公正。
胡怀国又指出，“经济自由”的促进，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增长”为基础，而不是像EFI的基本假设那样倒因为果，把“经济自由”当成“经济增长”的原因，完全无视了世界各国独有的经济发展历程。试想像，在一个没有现代产业、缺乏基础建设、民智尚未开发的经济体，如果实行完全自由、毫不干预的经济政策，恐怕只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混乱不堪，根本无法快速创造经济增长，民众也不可能分项经济红利。
“编制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经济自由指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现有的‘经济自由指数’则过于粗糙和不严谨，因而其参考价值有限（尤其是在国际比较方面）。我们一方面期待它的改进和完善，另一方面也要提醒人们：‘经济自由指数’存在诸多缺陷，只可参考，不可全信！”——可惜，胡怀国的建言，15年来似乎都没有改善。
盲点：过份重视单一指数存在高度风险
“美国智库朋友经常对特区政府这样重视单一指数难以理解，起码美国本身就不会这样引用这指数。”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早年曾在《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特区的迷思》一文中，批评港府对EFI的高度重视并不恰当，因为它并非唯一权威，也不符合香港发展。
沈旭晖解释，一般国家通常不会过度重视来自个别机构的单一指数，而是把它当作一篮子参考因素之一，尤其是当有关指数是由“立场鲜明”、“不像大学那样强调超然中立”、“开宗明义以弘扬保守主义为目的”的“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制成的，就更需小心斟酌。
他又提到，除非一个政府非常认同有关智库的理念，否则不会把相关指标当作权威。问题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宗旨包括限制政府功能、重视个人自由、捍卫美国价值，而这些路线不但在美国极具争议，且和香港所面对的经济挑战和发展方向格格不入。
传统基金会2011年公布EFI时，曾经温馨提示香港，说新加坡越追越近，倘若香港想继续留在榜首，就应该“还富于民”，而该会建议的“还富于民”方式，其实是降低企业利得税，也就是“还富于商”。在贫富悬殊堪比低度发展地区的香港，固然需要“还富于民”，但可想而知，当港府采取不符合自由市场教条主义的方式来“还富于民”，恐怕会被EFI降级。
以“自由”之名，放任资本主义腐败港府凭什么沾沾？市民有什么好高兴？
可悲的是，尽管EFI存在诸多缺陷，却一直被特区政府视为瑰宝，而其背后所宣扬的自由放任，也一直被港府奉为圭臬，完全漠视未能秉承分配正义的深层次结构矛盾，直接助长资本主义的扭曲和腐败。
可怜的是，普遍市民对EFI只有一知半解，甚至误以为“此自由”就是“彼自由”，从而支持政府“积极不干预”，一旦“自由指数排名”下跌，便哀之叹之，归咎“一国两制”云云。
以“劳工自由”分项为例，当中以最低工资、聘请雇员、工时弹性、解雇难度、通知时限、以及遣散成本，计算劳工成本，并以此作为评分准则；然而，拥有较高最低工资、又较难要求员工加班的挪威，却只有57.4分，但最低工资制度仍未能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香港，却拥有89.1分。换言之，“劳工成本”越低，“劳工自由”评分就越高，根本背离公平正义原则。
可是，我们的政府和市民，却年年为这样的“高度自由”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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