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评析】市场是另一个“想像的共同体”
在香港长大的朋友，求学时期都必定读过“石硖尾大火”这段历史。黑烟笼罩木屋区的照片，相信上一辈仍历历在目。这场发生于1953年圣诞节的火灾，烧毁超过2,500间木屋，导致五万多名灾民无家可归。港英政府为了安置大量灾民，遂开始兴建七层徙置大厦，是为香港公屋的起源。不过，人类学家司马雅伦（Alan Smart）在2006年的著作《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rs in Hong Kong, 1950-1963》，却演活了一场经典的“踢爆”骚，指出所谓“石硖尾大火”的论述，只是港英政府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台戏！
这套论述用以合理化日后被称为“积极不干预”的殖民地政策，并且力图解释一个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哲学的政府，为何“被迫”大规模地介入基层的住屋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工业资本“圈地”（enclosure）的需要，以及控制官地作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考虑。
这故事不禁令我想起同为人类学家的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其名著《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2011）中，同样大玩“踢爆”游戏。他开篇便提到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原始社会中，我们的祖先透过“以物易物”（barter）方式进行交易，你拿十斤橙来和我换五斤苹果，我又拿三斤橙和他换一斤米，诸如此类，当中构成极大的配对困难和极低的市场效率。于是，聪明的祖先发明了货币，由此亦标志着市场经济的诞生。
格雷伯指出这个最早来自阿当斯密（Adman Smith）《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故事，现已成为所有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但从来没有任何信史或考古证据，证明“以物易物”曾在远古时空广泛存在。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上中古时期，货币普及和广泛流通使用的程度，亦远低于我们作为现代人的想像。由此意味关于市场经济起源的“历史”，只是经济学家杜撰出来哄人的神话，意图证明金钱世界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假如“石硖尾大火”是个关于“小政府”的神话，“以物易物”便是用作支撑“大市场”的神话。两者其实异曲同工，相辅相成，亦是香港中小学课本常见的内容。
史学家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在《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指出，由于印刷术和书面语的普及，以及传播媒体的广泛流通，令多元混集的族群得以凝聚，构建出现代国族主义的身份认同，但这些国族身份只是“想当然”的存在。“想像的共同体”一词，遂成为对国族主义批判的有力武器。对天朝帝国强烈排斥的香港人，对这名词自然不会感到陌生。
当代大热的另一史学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大历史：从野兽到扮演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2014）中举一反三，进一步指出现代智人通过建立语言和认知能力，在过去数万年摇身成为雄霸地球的物种，要诀正是建构各类能凝聚群体意识的神话，形成异常强大的集体精神力量——民族主义固然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宗教信仰又何尝不是成功的例子？
推而广之，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金钱、贸易和市场无远弗届的力量，同样是人类建构出来的现代进步神话。正如哈拉瑞指出，在过去绝大部份的历史时段，金钱往往被视为万恶之源，借贷操作就更是恶中之恶，高利贷是不容于社会道德的劣质行为。但是，到了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些观念和论述却被彻底扭转，银行和信贷体系正是故事的主角，并且构成点石成金的新魔法力量。不难想像，阿当斯密正是历史上说故事最成功的人。
然而，随着当代经济危机不断加剧，特别是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人们对金钱和市场的信仰，已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动摇，只是苦无出路。
英国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美国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冒起，均是资本主义社会前所未见的现象。回到香港，自从1980年在《选择的自由》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一书中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奉为全球最自由市场体系，自此便一直沉醉在这美妙的神话中，久久无法苏醒。
显然易见，这个神话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同时也埋下了一个极大的危机。其中之一，是我们愈来愈倾向采用单一的标准——即价格机制来衡量所有经济活动，甚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价值。我们愈来愈专注于最赚钱的行业和产品，其他的社会经济需要一于少理——仿佛只要有钱，余下所需都可以用钱买到。
因此，我们的城市愈来愈专注于金融，那是单一最赚钱的行业。若要让更多人同时赚最多的钱，我们则选择了旅游业——特别是专门接待内地旅客的旅游业。因此，我们的社区和街道可以什么也没有，仿佛只需要有金舖、药房和电器舖便足够。自从2003年沙士后，内地开放港澳个人游，十七年来，我们便一直财源滚滚，换来的则是经济和产业结构急剧单一化。
近日，新冠肺炎对全球造成沉重打击，香港过于依赖内地经济、过于依赖单一产业的恶果，自然亦以倍数计地放大出来。不但暴利行业在一夜之间消失，连带我们口袋里即使有钱，却连最基本的卫生用品——口罩、消毒和清洁用品，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犹记得农历新年假期之后数天，新鲜蔬菜和肉类供应亦一度成疑——难道只要口袋有钱，我们就真的三餐无忧？
在经济危机不断加深之际，唯一出现“背驰”的是香港股市，恒指至今仍高企在26,000点之上，较一年前仍有不少增幅——这反映我们的经济基调仍然健康？我们的城市长远仍甚具竞争力？抑或只是在中港融合的趋势下，金融市场已经完全脱离本地实体经济，赚钱和蚀钱都愈益和本地产业无关？
既然香港金融业的服务对象，只是遥远和未知的想像的共同体，我们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起用经济专家骆惠宁作为西环的新当家，主要目的正是要稳住中环的金融中心。
在“一国两制”苟延残喘之际，仍让香港长期累积的故事力量，继续发挥支撑内地经济神话的奇妙作用。这一切一切，已和我们距离得愈来愈远；而这个香港，也让我们感到愈来愈陌生。
《香港01》周报特约撰稿人邹崇铭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于第20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9日）《市场是另一个“想像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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