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深度】检疫漏洞急需“智慧”打救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持续肆虐，由2月8日开始强制检疫内地入境人士后，截至3月8日的一个月内，已有23552人接受强制检疫，当中有703人入住酒店，其余都是家居隔离，涉及逾1.2万个居所地址。随著确诊及受检疫人数的飙升，民众的恐慌程度有增无减，但这套是是旦旦的“佛系隔离”却漏洞百出，有人漏报检疫资料，有人在社区四出走动，而负责监控的部门却一无所知。更匪夷所思的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日前才宣布，本周将透过AI及大数据等技术跟进受检疫者的行踪。姗姗来迟的科技防疫，既是指路灯，更是刻不容缓的警钟。
这不禁令人疑惑，声称要打造“智慧城市”的香港，既有决心发出强制检疫的指令，又愿意消耗人力财力，为何却未能及早利用科技的发展，促成令人放心的检疫成效？
强制检疫人士不属“高危”
——马虎行政只是表面
在强制检疫下，卫生署一般会对从内地入境人士进行评估。对于未曾于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过去14天内未有到访湖北、没有任何病征及通过体温检测的人士，将被界定为风险较低，可以自行在住所或酒店进行检疫；至于风险较高者，则需要入住政府安排的检疫中心。
特区政府原本打算引入“电子手环”以配合强制检疫，但由于一开始只订购了500个，在数量不足下，只能供给曾经到访湖北的高危人士佩戴；而且，港府基于私隐问题，并没有在电子手环安装定位装置，只是当手环被破坏或隔离人士已经离开住所一段距离后，有关装置才会通知卫生署和警方。其余被检疫的低风险人士，则透过卫生署的突击上访、抽查致电或利用手机通讯程式的实时定位分享功能进行监测。
不过，卫生署似乎亦未能有效向社会传达署方的检疫和分流标准，不少人每天盯著检疫大厦的更新信息，把检疫人士与确诊者混为一谈；再者，从过去的新闻可见，不时传出被检疫人士突破防线在社区四处走动而相关职员完全后知后觉的新闻，令港人提心吊胆。根据卫生署的说法，若有人违反检疫令擅离住所或拒绝听从指示，有关部门将作出口头警告、发出警告信，以及要求佩戴电子手环等；而截至2020年3月11日，署方共发出超过280封警告信。换言之，这一个月内，可能有数百名低风险的被检疫者，曾经违反检疫命令而外出活动；但是，署方却没有进一步披露这些被警告者的具体行踪，也没有提醒附近居民要怎样增强警觉。
科技觉醒姗姗来迟
——既是指路灯更是警钟
在没有严密监测又没有智能追踪的情况下，接受检疫的人士越来越多，市民亦一直人心惶惶。直到上月中旬，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才表示，已从海外订购了5000个可弃置电子手环，预计3月初可以运抵香港，通过测试后就可投入使用。至上周日（3月8日），杨伟雄才透过网志表示，当局将使用全新检疫技术，即通过AI和大数据分析电讯网络、WiFi、蓝牙、GPS等，监测受检疫人士是否身处家中，借此追踪疫情。另外，杨伟雄也终于公布，创科局将与发展局、地政总署、卫生署以及业界的智慧城市联盟等合作，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本地情况互动地图”（Dashboard），让公众迅速了解疫情变化。
后知后觉的“科技抗疫”思维，与特区政府多年来在发展“智慧城市”时的得过且过如出一辙。早在2000年，港府和毗邻的深圳都锐意发展创科时，提出“港深湾区”的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已经预言，香港创科可能一飞冲天也可能一败涂地，因为香港是个买卖社会，向来缺乏广阔视野、创科意识狭窄，而且特区政府体制僵化，只按旧本子办事，根本未有“港人治港”的思维和魄力。后来，深圳摇身一变成为全国的创科龙头，但香港却一直停滞不前，直到2016年时任特首梁振英才于《施政报告》提出，要以九龙东为试点研究发展“智慧城市”；只是事后的“研究”工作一直以“龟速”慢行，港府至2017年林郑月娥上任特首后才公布《智慧城市蓝图》，而当中虽然提出要“拥抱创科，构建一个世界闻名、经济蓬勃及优质生活的智慧香港”，可惜实质内容欠奉，直到2020年的今天、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当下，仍然未能开放数据、整合资源以大幅提高防疫效果。
以政府的“电话检疫”为例，不仅被诟病为形同虚设的表面功夫，还会消耗大量人力。这种无论什么都指望消耗庞大人力财力来完成的古早思维，恐怕已落后于信息数据时代的浪潮。
鉴于特区政府的科技防疫漏洞百出，本地科创公司随赏科技（Compathnion）研发出采用专利位置技术配合声纹数据的手机应用程式“隔离易”，以优化防疫效果；该公司一再指出，政府在防疫监控上，绝不能只用以往惯常的思维，他们又盼望业界专业知识能被适时采用。
创科之重要性已毋须多言，现时香港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创科项目的研发，更是一个完善的、系统的公共卫生平台，来高效、准确地处理危机，执行恒常工作。当然，在数字化进程中也会面对著法律及伦理的挑战。其实，韩国、台湾及新加坡等地，都出现了同样的担忧，例如在疫情爆发之初，韩国政府便运用闭路电视、手机定位服务、交通卡纪录等大数据，追踪和公开感染人士在确诊前14天的动向，这无可避免地引起私隐的担忧，但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疫情的防控。平衡私隐与大数据的行政使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但建立真正有效的数字化行政平台，却是刻不容缓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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