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之苦难以解决　“狗屁工作”为何盛行？

不管是否同意格雷伯对“狗屁工作”的衡量标准，我们都无法否认，这世上存在着令人主观感受如同“狗屁”，以及确实不太必要的“狗屁工作”。于是，格雷伯在书中探讨的“狗屁工作”的影响及其形成便有了意义。

承接上文︰自由主义企管失效　为什么工作让人痛苦？

为何“笋工”未必快乐？

格雷伯花了整整两章讲述“狗屁工作”对人形成的精神暴力，并阐述背后原因。第一点是“狗屁工作”让人缺乏目的感和自我肯定。格雷伯指出，由于大多数人对自我影响世界的认识主要仍建基于工作，因此虚领薪水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他如此说：“心目中的自己有能力对世界和他人有所作为，而且结果多半符合自己的预期，这多少能让人感觉是一个跟世界和他人分离的自主单元。一旦否定这一点，人就不成人样了。”他认为，漫无目的的“狗屁工作”容易让人陷入焦躁、自我怀疑的负面情绪。

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的第二重精神伤害源自其中隐含的权力压迫和自由欠缺。从事“狗屁工作”的人往往进行着漫无目的的劳动，却又要迫于上级和职场文化压力，假装在努力工作。他解释，要求他人佯装努力是上司和职场文化在施展权力，受限的个人则欠缺自由，清楚看到自己多大程度任凭他人的权力摆布。他甚至将这种近乎要无条件服从上级、完成上级安排的有理或无理（诸如即便没有实事也必须假装投入工作的要求）的工作场所比喻为“警察国家”。基于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些雇员偏爱居家工作，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不必再在上司面前无事找事、佯装努力，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真实的工作量完成工作，躲开职场的权力压迫。

格雷伯直言这种在精神上迫害职工的“狗屁工作”不应存在，且按照他的理解，一旦“狗屁工作”被消灭，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将可全部集中在必要的工作岗位上，以当下科技的发达程度，足以大大缩短人们的工时，甚至实现凯恩斯每周15小时工作制的预言。

这种想法并非无稽之谈。瑞士银行2018年《价格与收入》报告显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最高的国家卢森堡平均每周工作时数为34.8，排名第二、三的瑞士与挪威也分别只为34.9和34.2。《哈佛商业评论》对世界各国工时和经济增长的趋势对比图也说明，生产力与工作时间不一定成正比，短工时和高生产力是可以同时发生的。2018年，德国50万工人大罢工，成功将每周工作时间从35小时缩短到28小时，但德国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停滞。

反观香港工时冠绝全球，2018年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全职雇员每周工时中位数为45小时，更有逾31.8万名雇员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6.42万人工作超过72小时。难道我们不应认真思考一下，减少“狗屁工作”岗位会否真的能够有助工作体验？

为何会有“狗屁工作”？

那么“狗屁工作”为何盛行呢？其中一个解释是产业内部市场化的缘故，最简单的理解便是如今无处不在的投标文化。对于邀标者来说，可以透过这一形式选取最物美价廉的方案，但人们往往容易忽视了落选团队人力、物力的付诸东流，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浪费？对于格雷伯来说，众多团队“劳民伤财”的陪跑，无疑让这一形式落入无用“狗屁”之中。

这并不是说一切竞争都会产生不必要的“狗屁工作”，但我们必须思考哪些领域的竞争是无谓的，只是在浪费陪跑资源，创造“狗屁工作”。比如他书中所写的英国牛津大学公关一职——牛津大学的公关人员主要任务是让公众相信牛津是一所好大学，在格雷伯看来，这简直是无谓至极的“狗屁工作”。

我们同样需要思考，在一些福利领域又或是政府部门引入市场化是否必要。比如在香港已经推行二十年的社福界“整笔过拨款”制度，催生了社福界的“跑数”文化，让社工因服务投标制而忙于撰写文书计划，不仅难以专心投入助人本职，更浪费了落选团队的人力物力。长此以往，社工的工作内容会否因本末倒置而变得“狗屁”呢？

“跑数”文化还是其次，格雷伯认为导致“狗屁工作”滋长的核心结构原因，是经济模式与企业管理。新自由主义信奉者认为，市场经济以效率挂帅，理应容不下花钱不做事的“狗屁”岗位，然而，即使在新自由主义的重镇，也就是广义的金融相关领域，也有不少“狗屁工作”存在。因此，格雷伯认为，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只是如今社会的外衣，实际上我们实行的是“管理封建制”（managerial feudalism）。

格雷伯将封建制度的本质理解为这样一套分配体系：农奴和工匠制造东西，封建领主凭借某些法律权益和传统的政治诈取，征收他们产出的一份，再把掠夺过来的东西分配给麾下的随扈、士兵、仆人等。在他眼中，过去四十多年的生产与分配及职场管理逻辑，愈发趋同于上述的封建制度。如今，绝大多数企业的利润并非来自制造或销售产品，而是来自“金融”，即主要依靠向他人收取租金、酬金、利息等。大企业做的事情与制造、修复或维护等生产的关联愈来愈小，就连属于旧工业秩序核心的公司，例如美国通用汽车（GM）也不再依靠制造汽车赚钱，而是靠其金融部门从汽车贷款赚取利润。

由此，生产力和津贴开始分道扬镳。格雷伯观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当生产力提升带挈利润升高后，多出的利润不再是像二十世纪中期那样，以加薪和福利的方式再分配给生产工人或购买新的生产工具扩大生产，而是很大一部份为最富有的投资方锦上添花，还有一部份雇用新兴的白领们，比如行政人员、经理等。格雷伯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更趋近封建制度的分配，同时也催生了“狗屁工作”。

被聘请来的白领们，无论是行政人员、经理，又或是专业顾问等，主要的宗旨在于提高效率。讽刺的是，白领们不断开会、研讨、写效率报告创造出来的一些所谓加强行政管理和效率的方法可能适得其反。比如，在香港为人诟病已久的医生开会文化，以及前线医护需要兼顾愈来愈多的行政文书工作、愈填愈多的表格等，反而让医护不能马力全开地投入到服务病人中。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如今连教授、社工等都有因加强管理、考核而增加填写表格、计划书等额外行政工作，使生产力降低。

在格雷伯看来，上述的新兴“狗屁”岗位和工作就像封建制度中“无用仆役团”，它们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权力下放、阶序建立的一环。他解释，在封建制度中，国王将土地分封给男爵，男爵再授予家臣，经由次级分封的过程，下放权力；而管理封建制的兴起，同样产生职场管理的阶序，譬如管理其他经理的经理，或是设立一套繁琐的机制针对各项琐事，架床叠屋。雇主们为了显示和强化自己的重要性而雇用下属，从而发展出职场的等级制度。

这几类“狗屁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都指涉着某种主仆关系。大量的私募股权CEO、政治说客、公关研究人员、精算师、电话营销人员和法律顾问，似乎与过去封建社会里的家奴、走狗、管家、打手和佃户相差无几。因此，格雷伯认为，这只是将封建制度里的主仆关系转化成了永久性的薪酬关系。

政治与文化的推波助澜

回到当下，“狗屁工作”之所以得以延续，人们需要工作养活自己固然是一个原因。对此，格雷伯倡导透过提高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UBI）和社福政策的方法，将人们从“狗屁工作”中解放出来。他认为，借此省下的开支和资源，足以作为全民基本收入的预算。

在制度上，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为当权者提供的政治便利性，是它延续至今的另一原因。无疑，失业率太高容易造成社会动荡，政府需要让社会人口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尽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下没有出现过像苏联体制下的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政策，但事实上自二战起，所有经济政策都以充分就业的理想为指定前提，左翼和右翼都为“更多工作”这句政治口号背书。在社会未限定工作应服膺于某些实用目的，而只要求工作岗位数量的时候，“狗屁工作”便应运而生。

格雷伯又提出，“狗屁工作”得以维持的第二个制度性原因在于当下的伦理文化。目前，大多数人将工作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而在当下的“政治正确”观念中，更是不应诋毁任何种类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有其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因为觉得某份工作没有意义而不愿意做，更可能被道德绑架为好吃懒做、不思进取之人。因此，无论一份工作多么“狗屁”，都会被告知这是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心志，劳筋骨。在这样的社会共识和文化下，“更多就业机会就成了左翼和右翼可达成共识的政治口号”。

截至2019年，香港有387万打工仔。工联职安健协会2017年发表的《香港在职人士工作压力调查》显示，38.4%的受访者认为上班的每一刻都很难熬，50.2%的受访者赞同工作令人心力交瘁。此外，根据岭南大学去年12月公布的社会调查，香港打工仔每年因工作压力平均“射波”（装病放假）5.1天；每年因职场压力而缺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5.49亿至8.58亿元；而勉强工作带来的效率问题，就可造成约13.73亿至21.46亿元损失。雇员的工作压力会引致不同的健康问题，最终变成一连串的医疗支出，估计可达53亿至接近149亿元。香港工薪阶层之苦及“狗屁工作”在香港所带来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纵然格雷伯倡导的提高全民基本收入对现时的香港来说，似乎仍过于理想浪漫，道阻且长，但解构“狗屁工作”，正是开启讨论与社会变革的第一步，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吗？

上文节录于第20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9日）《自由主义企管失效　为什么工作让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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