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企管失效 为什么工作让人痛苦？
人生苦短，对大部份香港人来说，找到一份事少钱多的“笋工”无疑是“中头奖”的喜事。然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以其著作《论狗屁工作的出现与劳动价值的再思》（Bullshit Jobs: A Theory，下称《论狗屁工作》）打破了这一美梦。书中阐述了被视为“笋工”的“狗屁工作”如何在精神上危害打工仔，更解释了为何科技日益进步，人们的工作时间却没有因此缩短等职场迷思。在格雷伯眼中，工作之所以惹人厌的根源并非来自老板或职位本身，而是背后深层的体制结构问题——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企业管理的失效。
《论狗屁工作》这本书源自一个美好的预测。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预言，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的工时将缩短，发达国家的员工们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然而，九十年过去，这个美好愿景依然未有实现。《论狗屁工作》正是以这一疑问为起点：近一个世纪科技确实日新月异，但为何凯恩斯预测的美好未来却迟迟不来？
格雷伯认为，愿景之所以落空，是因为在科技进步的同时，社会上多了许多新的“狗屁工作”，塞满人们的时间。如能撇除掉这些“狗屁工作”，让劳动力集中在真正有需要的职务上，那么，随着科技进步，早已可以每人一天工作四小时，或者一周工作四天且每年享有四个月的假期。
什么是“狗屁工作”？
乍听之下，或许有人会认为“狗屁工作”就是清洁工、速递员这类异常辛苦又待遇微薄的工作，实则不然。格雷伯界定的“狗屁工作”是无用，甚至有害的工作，它们的消失不会对社会有任何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有所裨益。比如因为不必要程序而产生的行政人员，及可能涉及诈骗和促进不必要消费的电话推销员等。也就是说，界定的重点在于从业者是否在进行生产性劳动，创造社会价值。
清洁工、速递员等蓝领工作实际上不可或缺，对社会有明显裨益。相对于大部份“狗屁工作”的光鲜亮丽、事“虚”钱多，这类事“实”钱少的工作被格雷伯称为“屎缺”（shit jobs）。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如果少了速递员、清洁工，不难想像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将会更加糟糕。而“狗屁工作”从业者，比如格雷伯在书中常常举例的公关人员、金融战略师，甚至公司法务等，似乎缺少了也不会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太大影响。
格雷伯的定义引起了争议。一份工作是否有贡献，难有客观标准。格雷伯的其中一个标准则是，看看是否属于生产性劳动，歧义之一在于，生产性劳动不是客观不变的。马克思曾写道：“同一劳动可以是生产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性劳动”，即一个人是被资本家雇用还是被个人雇用从事家政工作，会影响其劳动有没有与资本进行交换、有没有服务于资本增值，进而影响工作内容属于生产性劳动或非生产性劳动。歧义之二在于，是否只有生产性劳动（多属于“屎缺”）才有意义？在这一次疫情下，速递员的工作决定了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但公关人员、金融人员是否就无用？他们会否在疫情后对经济恢复增长有所裨益，见仁见智。
格雷伯衡量工作是否有贡献的另一准则诉诸于工作者的主观判断。他认为，“员工不会不知道办公室或生产现场发生了什么，当然也清楚他们的工作对企业有何贡献，或没有贡献——好歹比其他人都明白得多。”显然这也欠缺足够说服力。如何能够保证他所搜集的反馈代表了行业内多数意见呢？关于这一点，连他自己都只能说“没有办法”。
虽然如何界定“狗屁工作”充满争议，但几乎没有人会否定这个世界上存在“狗屁工作”，甚至往往可以轻易感知出自己或旁人的工作内容充满“狗屁”。格雷伯在书中引述了银行上班族西蒙的例子，西蒙写了一个电脑程式，可以解决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这个程式仅需25位员工薪资成本的百分之五就可以启动，但却没有被接纳；又比如在金融公司上班的艾琳提到，许多审核批覆的流程根本就是重复、无谓的。这种体验在大公司工作的人想必更容易感同身受，即那些繁复的行政程序往往将一件小事复杂化，显得异常“狗屁”。
让人感到“狗屁”的工作有多少呢？上面提到的西蒙，用两年时间分析银行内部运行机制，发现六万名员工中，至少有80%的人是多余的，“他们的工作也许完全可以由程式来做，或者根本不需要做，因为最开始设计这些程式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或者重复一些没用的流程。”2015年，英国民调机构YouGov的调查显示，37%的英国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对世界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13%的人则表示不确定是否作出贡献。无独有偶，美国调查机构Gallup的民调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美国雇员热爱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相对于虚度光阴的“狗屁工作”，有害的“狗屁工作”更值得警惕。什么是有害的“狗屁工作”呢？大家很容易想到电话推销员这类例子，但此处想要着重强调的是维护和执行一些本末倒置的制度工作，这类工作在政府部门尤其常见，比如格雷伯书中就提到了英国一个例子。为英国政府工作的米纳表面上是协助安置露宿者，实际上却是审核露宿者的受助资格，而这个审查制度在米纳看来既不可行亦很无力，他们要求流浪汉在三天内出示一些短时间无法搜集的证明，否则会失去援助。由于制度的不合理，原本应帮助露宿者的米纳，实际上更多是将他们拒之门外。
这种“帮倒忙”的制度造就的“狗屁工作”在香港也存在，比如去年政府“补漏拾遗”派4,000元的好事，也因程序烦乱为人诟病。因此，政府须在制度设计上加以留心，以免助人之职变为有害的“狗屁”岗位。
上文节录于第20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9日）《自由主义企管失效 为什么工作让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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