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深度】传媒别“传毒”——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污名化！
确诊、隔离、口罩、厕纸、消毒水、毒王、毒后、播毒、边炉家族、麻雀家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俗称武汉肺炎）发展至今，人们时刻被这些关键词组成的信息包围著。然而，一些报道中的字眼，却早已超出新闻用语“朴素修辞”的规范，虽达到引人注意的目的，却间接将患者污名化——而患者，也只是不小心感染病毒的你我他。疫症当前，把疾病污名化，不仅仅会伤害患者，也会阻碍疫情防控，还会加深社会负面情绪、造成对立——而传媒，究竟应该如何对社会恐慌负责？又该怎样扮演大众心理的“疫苗”角色？
疫情需要严肃报道
而非添油加醋
有这样一些标题，总是能够在信息海洋中“脱颖而出”：
《隐形“毒王”！一家11口打边炉疑齐染疫 卫生署：隔离难阻蔓延》
《“福建毒王”瞒旅行史 累四千人遭隔离》
《韩国确诊病例增至763宗 61岁 “毒后”被揭曾去大型汗蒸幕》
《【新冠肺炎．韩国》“新天地教”播毒掌舵人李万熙跪地道歉》
一时间，“毒王”和“乜乜家族”成为了确诊者和聚集性感染的代名词。
以《钟南山指新冠肺炎潜伏期最长24天 或出现“毒王”》报道为例，根据一般读者的理解，或会以为“毒王”一词是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的用字，但细阅内文，钟南山所言是不排除出现“超级传播者”而非“毒王”，而前者明显比后者更加学术、精准。尽管报道也有解释，指“毒王”是比一般感染者更容易感染他人的“超级传播者”的俗称，但这样的“俗称”或许会在不知不觉加深确诊者的“原罪”，有些报道甚至辅以“播毒”作描述，也难免给人以“主动传播病毒”之感。
可是，被感染者并不是病毒本身，更不是罪恶的象征，但我们却在报道中，“传播”著这样的“毒”与“恶”。
香港心理学会前会长、临床心理学博士张传义表示，传媒用什么字眼或言语去描述事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读者的情绪，当公共卫生危机本身就催生社会恐慌，而“毒王、毒后”这样的字眼，无疑更易令人产生负面联想，例如时刻忧虑“我身边呢位系咪毒王”，因而变得不安和恐惧。但他也指出，只要在表达上有一个“度”，就算产生适度的忧虑也不一定是坏事，例如“边炉家族”或“麻雀家族”的存在，会令人们提高警觉、约束自己，从而减少聚餐和集体活动，这变相也有助疫情的防控。
问题是，“提醒警惕”和“加剧恐慌”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传媒想透过报道“警戒世人”之前，或许应先“警戒自己”，尽量避免在人命攸关的疫症报道中“添油加醋”。
危机下的“提议设定”
应是社会心理的疫苗
传媒“警戒自己”之后，对新闻报道的操作就会有了新的焦点——即调整新闻的“议题设定”。那么，疫症当前，传媒的“议题设定”中，又该强调什么内容呢？
张传义认为，人们之所以产生恐慌情绪，主要源于没有充分掌握相关知识和资讯：“面对不透明，就一定会有猜测——而这时产生的猜测通常都是比事实更加负面的程度，变成自己吓自己。”例如一个月前的“抢购物资潮”，就是典型的、受传媒报道影响的“危机恐慌心理”——“有的人本身不怕的，但媒体报导很多哪里抢光了哪里货架空了，加上群组里的消息转发，就容易引起抢货囤货恐慌。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转发抢物资的新闻，但解释物资稳定的新闻却没什么传播量，媒体对此的报导相对较少，传播也会少，恐慌感自然就出来了。”
近期的“检疫设施反对潮”也如是——强制检疫的流程具体怎样操作？附近居民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影响背后的科学性是什么、不合理又在哪里？——张传义表示，这类信息之所以没能在社会中被广泛讨论，一来源于政府发放的资讯不足，二来在于传媒的报道不够持平。他所说的“持平”，无关观点立场的呈现，而是客观内容的选取，例如大部分报道都只见疯抢而不见补货，明显在营造“供应不足”的氛围，受众就难免产生惊慌；但如果能在报道后追问超市货源是否充足、供给是否稳定，或者在确诊者行踪后咨询专家附近居民应该如何科学防疫，受众相对也会淡定一些。
无可否认，传媒判断新闻价值的主要元素是报道的“异常性”，一般相信越不平常的新闻，就越有新闻价值，所以“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社会新闻也是负面居多。然而，在公共卫生危机之下，张传义认为，传媒面对社会的紧张、恐惧、慌乱等情绪时，更需要找出情绪从何而来、如何纾解，若只有现象而没有解释或补充说明，等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变相形成信息传播中的另一种不透明。例如，当传媒一味强化民众对疾病、患者、疫情的刻板印象，而没有以全面、科学、负责的资讯疏导恐慌，其实是在渲染负面情绪，或会加深社会对立。
以《“死线”前万人冲关逼爆深圳湾》这样的新闻标题为例，在“死线”、“万人”、“冲关”、“逼爆”等等字眼的刺激下，民众无疑会更加恐慌，甚至以为疫情如此还坚持过关是在“找死”。“你看到很少有解释为何这些人一定要冒险，是否不得已而为之？有无报道说，这些人每天会自己开车避开人流到口岸，防护措施也更全面、比一般人更到位？”诚如张传义所言，传媒应该找出现象的症结所在，才是疏导社会情绪的良剂。
HIV病毒（艾滋病病毒）在早年也是惨遭污名化的代表，但在大众传媒不断地介绍、科普其有限的传播途径和意外遭感染的各种案例故事，已经将疾病去污，更将患者拯救出大众联想的负面形象中。媒体的力量比想象中要强大，在疾病去污化和社会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社会责任。
更多《香港01》深度报道文章：
【深度】迫“口交”、掴32巴、10童围殴——童党欺凌谁之过？
【肺炎口罩．深度】“口罩荒”这堂经济课 港府完美示范反面教材